盟提出。反民主者处心积虑要把民主和红帽子联在一起，利用党争破坏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民主，看到这种实际的情形，未免要大失所望罢！
第三，反民主者还善于无中生有，捏造惊人的恫吓之词，诬主张民主者是要“颠覆政府”，“推翻政治中心”“推倒现在的政权”！其实，主张民主者只有充实加强现在政治中心的效用，希望它进步，改善，而不是“推翻”“推倒”。如实施宪政为实现民主的一个重要步骤，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的演词中，再三说明提早实施宪政并不妨碍训政，在休会词中慨然指出：“我们民国成立快要三十年了，我们国家不能踏上民治的正轨”，要求实现民主政治者也不过是希望我们国家踏上民治的正轨而已。领导全国抗战建国的领袖也只是表示要提早实施宪政以充实加强政治中心，绝不会要推翻政治中心，是显而易见的。积极推动民主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宣言中明白地说：“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仍不能不有望于执政之国民党”，在纲领第四项并明白地提出“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现在的政权是在国民党手里，如果要“推倒现在的政权”，便连带要“推倒”国民党，怎样还能希望“执政之国民党”来“领导国人，挽回大局”呢？怎样还有“督促”“协助”之可言呢？这是极明显的事实，足见“推倒现在的政权”这个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这个毫无根据的罪名却是某些人最喜欢加在主张民主者的头上的！
“结束党治”问题，在国民参政会第五次大会讨论宪政提案时，曾发生异常激烈的辩论。这个名词似乎很容易引起误会，当时参政员中的老前辈孔庚先生就在大会中费了不少时间立起来演说，说那一国没有政党？美国有民主党共和党，英国有保守党工党等等，如把“党治”取消，他们不是无政治可言吗？其实所谓“党治”如果是指英美各国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那就根本用不着取消，在国民参政会中也不会发生那样激烈的辩论。但是中国的抗日在野党派所提出的“取消党治”中的“党治”，却不是指英美各国民主制度下的“政党政治”，而是指“一党专政”。
香港《大公报》曾于去年十月间登载重庆专电，说蒋委员长曾对赴渝视察的上海《英文大美晚报》主笔高尔德说，中国是要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因为高尔德提出这个问题询问蒋委员长）。所谓“中国要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便是实行宪政，取消“一党专政”之意，也就是一般所谓“取消党治”。蒋委员长在国民参政会中曾表示提早实行宪政并不妨碍训政的继续进行，而且郑重指出：“我（蒋委员长自称）认为训政并非一定要中国国民党来担当，而是热心国事的人共同应有的义务。”既说是“共同应有的义务”，可见并非把国民党除外，同时也不排斥其他党派来合作进行。这也含有取消“一党专政”之意，也就是一般所谓“取消党治”。这样看来，所谓“取消党治”，只是通过民主的方式，由各党派共同合作，协助执政的国民党来充实加强政府，而不是“推倒现在的政权”。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对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方面主张“结束党治”，一方面却表示“今后领导国人，挽回大局，仍不能不有望于执政之国民党”，而且还要“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便不致感觉到“无论在逻辑上在事实上皆不可通”。
中国现在既不能采用资产阶级蛮横专政的法西斯政治，也不能采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只能采用全国各阶层共同合作的民主政治，也是中山先生所诏示的“真正的‘全民政治’”。（参看本报九月六日所登拙作《一党专政与以党治国》一文）所以就中国的实际需要说，取消一党专政与实行宪政，实现民主，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有决心实行宪政，实现民主，必须有决心取消“一党专政”，也就是必须有决心“取消党治”（这个名词用不用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真实的意义）。
提出“贯彻抗日主张”；要求“实践民主精神”；呼吁“加强国内团结”：这显然是热诚爱国的主张，但却有人加以诬蔑，说是“第五纵队的主张”，理由据说是“为了敌人的便利”！依这样的逻辑，中国只有以妥协投降来代替贯彻抗日主张，以采行法西斯作风来代替实现民主精神，以发动内战制造分裂来代替加强国内团结，然后才是于敌人不“便利”！
前年宪政运动正在蓬勃的时候，孙哲生先生曾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忆本人在欧洲时，见各国人士对我宪政备加赞誉，咸认为中国在艰难困苦抗战中，尚能竭力发展民主政治，民族复兴，确于此精神中见之。”（见去年一月十日中央社由重庆发出的电讯）现在却有人把“竭力发展民主政治”以“复兴民族”的若干抗日党派诬为“第五纵队”，失态至此，不是太可痛惜吗？
我们知道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重要分子大多数为国民参政员，我们又知道国民参政会正在纷纷通告各参政员按期到渝准备开会，如果他们是“第五纵队”，政府却敦请这许多“第五纵队”到抗战陪都去“参政”，不是太冒失吗？即此亦可充分表现第五纵队的诬蔑，徒然令人齿冷而已！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