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民主的论客因为栗栗危惧于真正民主的实现，但又不敢公开反对民主，于是不得不想尽转弯抹角的说法，拚命对民主放暗箭，以为这样可以迷惑中国人民对于民主的认识，粉碎中国人民对于民主的信念，破坏中国民主运动的向前发展。关于反民主的种种烟幕和论调，记者曾在本报屡次为文加以驳斥和纠正，因为我们要希望中国民主能够提早实现，这种障碍实有扫除的必要。最近又有人发出妙论，诬蔑主张民主者是“醉心于法兰西格式的民主政治，企图依样葫芦地搬演于中国”，这种诬蔑的用心是相当刻毒的，因为法兰西是一个惨败的国家，是已沦入奴籍的国家，已给人以凄惨的印象，于是反民主者便以为提出“法兰西格式的民主政治”，可以引起人们对于民主政治的厌恶情绪，加上说中国的主张民主者只是要“企图”把“法兰西格式的民主政治”“依样葫芦地搬演于中国”，这不是一件极端危险的事吗？你敢再要求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吗？这是反民主的深心妙计，但是中国人民却不是那样容易被骗的！我们的简单而扼要的答复是：法国的亡国不是由于民主而是由于反民主，在法国沦亡的前夜，国内的妥协派已在尽量摧残法国的革命传统，摧残法国的民主政治，打击法国的进步力量，加强法西斯作风，这一切都有事实可以复按，已成为国际知识中的常识了，而且中国的主张民主者并没有“企图”要把“法兰西格式的民主政治”“依样葫芦地搬演于中国”来。不但“法兰西格式的民主政治”而已，就是英美格式的民主政治，苏联格式的民主政治，主张民主者也没有“企图”要把它们“依样葫芦地搬演于中国”来。其实在欧美各民主国，彼此间各有其特点，从来不曾看到有任何一国把他们的成法“依样葫芦地搬演”过来。中国的民主当然有它的特点，这是不成问题的，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常识。以此为藉口来反对中国民主，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不能因此不敢主张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主张真能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主张真能对民意机关切实负责的政府等等，因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固有其特点或殊特性，同时也应该具有世界上民主政治的一般性。我们固然不应仅仅看到中国民主的一般性而忽视它的特殊性；但也不应仅仅看到中国民主的特殊性而否认它所应具的一般性。
民主政治之所以异于专制制度（无论是君主专制或是官僚专制）和法西斯主义，除了各民主国各有其特点外，还有共同具有的一般性。这种一般性，是民主政治必具的因素或条件，如果失去了这一般性，便不是民主，或徒具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关于中国民主的特殊性，当另为文讨论，本文要对于中国民主应具的一般性——就是关于民主政治的一般性——略加研究。
首先我们要简单说明什么是民主。“民主”在西文的原字起源于希腊文，由“人民”和“治理”两个希腊字合组而成的，简单的意义便是由人民来治理。关于民主的定义，最为政治学者所普遍接受的是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中山先生引伸其义，在《民生主义》第二讲里这样说过：“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列宁曾把民主制和贵族制比较，他说：“贵族制是比较不大的少数人的政权，而民主制是人民政权。”所谓“人民政权”，也就是由人民来治理。
以上是就原则说，根据这原则而发生的问题便是怎样实行“由人民来治理”？有二种方式：一种是由人民直接管理自己，像希腊小城市国家，每一个公民都有直接参加政府的权利；还有一种是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由于一国的人民数量往往不能像希腊小城市国家那样少，所以一般地说来，都是采用“通过他们所选举的代表”。现在世界上各民主国，尽管有种种不同的典型，但是由人民选举代表来构成民意机关，负起监督政府促进政治的责任，可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的一般性之一。无论任何国家，要实行民主，必须具有这一般性；倘若尚未实现，必须努力求其实现。这是世界上任何民主国家所具有的一般性，也是中国民主所应具的一般性。
既是人民的代表，必须由人民自己选举出来，这个原则是无可疑的。即令是寻常的事，有人未征得你的同意，完全照他的意思指派一个人，说是你的代表，你认为合理的吗？你能一定信任这样的代表必能忠诚地为你的福利而努力服务吗？况且国事之关系你的福利更大，同时还关系许多人的福利，你能听任他人随便指派人出来做你的代表吗？因此，在各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统治者为人民指派代表只是“落伍的民主政治”的现象；这样指派的人民代表在职权上也只能构成咨询机关而不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民意机关。如果所谓“民意机关”只有指派的代表，只有聊备咨询的职权，而犹故步自封，厌闻再求进步，以“进步的民主政治”聊自解嘲，嚣然号于众曰：“我们有自己的民主政治”，“无须抄袭他国的成法”！这是合理的吗？我们要重复地指出：要有民选的真正民意机关，这并不是任何一个民主国所独有的特点，而是一切民主国家所应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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