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参政会，记者曾著《重新引起注意的参政会》一文，对于参政会究竟有何实际的效用，以及记者实际经验所得的观感，有所论述，希望由此引起爱国同胞加强对于民主政治的推进（见十一月一日本报）。依我二三年来参加国民参政会所得到的印象，还有一些回忆与感想可以提出来谈谈。（被检七十一字）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可以看出几点积极的意义，足以证明在中国民主可行，民主必要，民主有效。
我们承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是抗战初期民主政治初步开展的一种象征，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国民参政会是“中国老早已经实行民主”或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的证据，因为无论就世界上民主政治的一般性说，或就中山先生的遗教说，国民参政会现有的组织和职权都够不上民意机关，（被检三十四字）但是由于“来宾”们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表现，却证明了民主政治在中国确是可行。
试举几个事实做说明的例子。在参政会的审查会及大会上都曾经有过热烈激昂的辩论，但是在有组织的辩论中，从来没有听到有反动派动辄把“第五纵队”“汉奸”一类的不相干的帽子向人家头上乱挥。那样无赖无聊的姿态，在参政会的议场上从来没有看见过。在民初的国会里，飞墨盒打架是常事，参政会的议场上虽然没有墨盒，无从飞起，但自来水笔和一堆一堆的印刷品是有的，要飞起来不是不可能。但是大家对于讨论的问题尽管据事据理力争，却不见有开口含血喷人的无理取闹。就是“陪客”之一的李中襄先生也不得不感动而慨叹着说道：“审查会每于盛暑举行，夜深二时未能休会。在会议时，各参政员情绪之热烈，讨论之周详，态度之认真，主张之坚决，以及发言之直，待人之谅，均有足令人回忆而弥感政治之日渐纳入轨范矣！”
这种认真讨论问题不斗意气的态度有着它的基本的背景，那就是“来宾”们尽管来自各党各派，但都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并不像某些以自己之腹，度他人之心，把努力参加国事诬为分赃，或诬为“私人欲望”。（其实如把国事视为“赃”，自己先存着盗贼心肠，“分”固丢脸，独占也何尝光荣！）有着这样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的基本背景，所以“凡是国利民福的重要问题其结果总是全堂一致。”（“来宾”之一的罗隆基先生语。）罗隆基先生看到这样的现象，曾这样说过：“以往反对中国实施民主政治的人，总以民初议会那些弊端做口实、仿佛中国人先天只能做‘猪仔’议员，参政会却证明这见解是错误。”
反民主者听到有人要求实现民主，好像本能地扯到反对国民党，反对政府，反对领袖（在他们也许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被检四十三个字）但看了在野的各抗日党派的领袖们在参政会中的事实的表现，（被检十七个字）在第一次大会中（指第一届，下同），全体一致以最热烈的态度（全体一致起立）通过国民党临全大会所决议的《抗战建国纲领》，该《纲领》在“总则”里就写明：“一、确认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按领导不是消灭，这一点最应分别清楚。）在野的各抗日党派最初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参加国民参政会，原希望可以由此团结全国各方力量为抗战建国而努力，由此可以使全国政治走向真正民主化，他们一致拥护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的《抗战建国纲领》，做推进民主政治的出发点。
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将成立之前，我们知道政府有对参政会酌量扩充名额，酌量提高职权，（实际结果如何，请参看上星期六本报所载拙作《重新引起注意的参政会》一文）及将议长制改为主席团之意，在野的若干抗日党派在陪都所组织的“统一救国同志会”（这个团体即“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虽未经过向官方作登记的形式，但经蒋委员长亲自准许成立）曾在会议时讨论到这个问题，一致主张仍推选蒋委员长任主席团的主席（记者亦曾参加“统一救国同志会”，曾亲自参议，故知其详），可见议长制尽管改为主席团制，积极主张民主政治者对于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是始终拥护的。（后来在事实上是一致推选了蒋委员长担任主席团主席。）反民主者总喜欢表示民主政治的实现是和最高领袖及政府不相容，（被检十七个字）
中山先生在民国纪元前在日本留学讲的演词中，就已指出：“吾侪不可谓中国不能共和，如谓不能，是反进化的公理。”我们看到“来宾”们（包括在野的抗日党派领袖们）在国民参政会中的表现，更深深感觉到中山先生这几句的至理名言，证明了民主政治在中国是可行的。
民主政治不但在中国是可行的，而且在抗战期间尤有其绝对之必要。第一是反映民意，第二是解决困难，第三是积极建议，第四是检讨责任。
关于第一点，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在每一次大会中都反映了人民的公意。例如第一次大会于民国廿七年七月举行于汉口，正在淞沪撤退、南京放弃之后，汪系正在乘机发展其“低调俱乐部”计划，企图陷害国家，参政会却全体一致通过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及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议长宣布付表决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