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原来是三个月开会一次，每三个月在各报新闻上便热闹一番；后来改为六个月开会一次，于是每六个月在各报新闻上才热闹一番，比较冷落而安静得多了！但是在民主运动稍稍开展之后，在若有若无之间的国民参政会似乎又稍稍走运，因为某些人广播表示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人民亦得享受民主政治之生活”（见七月二十三日香港《国民日报》），或在文字上表示“国民党不仅不在专政，而且还有充分的彻底的民主精神”（见第四十六期《中央周刊》），或在谈话上表示“中国老早已经实行民主”（见八月廿日香港《国民日报》），（被检十九字）最近听说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又将举行了，这个表现“真正民主政治”、“充分的彻底的民主精神”、“老早已经实行民主”的国民参政会，又须再被人牵着露脸一次，所以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我想在这篇文章里略为检讨国民参政会究竟有何实际的效用，并略述实际经验所得的观感，也许对于中国真正民主政治前途的推进，不无小补罢。
民意机关是民主政治中重要因素之一，国民参政会是否民意机关，要根据它的组织和职权下判断。我们不必把欧美民主先进国的民意机关的组织和职权作为判断的根据，因为也许有人藉口别国的成法不合于中国的国情（虽则民主政治有其一般性，参看十月十三日本报所登拙作《中国民主的一般性》一文），我们可把中山先生遗教中所指示的民意机关应有的组织和职权，作为判断的根据。中山先生在同盟会时代就在该会所揭橥的四大纲领中的第三纲领，明确地指出“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凡为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这已指示我们民意机关的组织应由选举而不是由于指派，民意机关的职权应有参政权。什么是“参政权”呢？说得更具体些，便是“国民大会（按即民意机关）对于中央政府官吏，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见中山先生所手订的《建国大纲》第二十四条）。再就已由国民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说，劈头即声明是“遵照创立中华民国之孙先生之遗教”制定的，其内容虽有学者认为尚有缺憾，需要补充，但即就该草案而论，对于民意机关的组织，也指出“国民代表之选举，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见该草案第廿八条）；对于民意机关的职权，除列举上述的四种民权外，还列有“宪法赋予之其他职权”。（见该草案第三十二条，虽有学者认为凡有关政权性质的职权，像宣战、媾和、大赦、戒严、缔结条约以及预算决算和一切财政案，如发行内外公债、增加捐税等，都应属于国民大会的职权，此处姑不详论。）
我们如根据中山先生遗教所指示的民意机关应有的组织和职权，对于国民参政会是否即可算作民意机关，便不难得到正确答案。
我曾把国民参政会的设立，譬之为国民党的大规模“请客”，国民党以外的在野各抗日党派中人及无党无派的各界人士被请的是“来宾”，国民党籍的参政员是“陪客”（详见拙著《抗战以来》一书），这确是符于事实，因为请的客虽有二百人之多（指出席第一届的），尽管可分为四类，但依“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亦指第一届）这四类的客的候选人或由各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依规定名额加倍提出，或由国防最高会议依名额加倍提出，最后都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这显然不是民选的民意机关。讲职权，依上述的条例所规定，有听取权（听取政府施政报告）、询问权、和建议权，但是听听报告，问问疑团，以及没有决定性的建议，（决议案非经国防最高会议核准无效，等于非经“请客”的主人答应无效，）这和中山先生遗教所指示的民意机关职权，简直毫不相干。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虽经政府方面“参酌两年以来之经验与社会人士之期望，将参政员产生方法予以改进，国民参政会之名额酌予增加，国民参政会及驻会委员会之职权酌予扩充，并将议长制改为主席团制”（见去年九月廿五日中央公布的决议），但就实际上略加研究，便知道所谓“改进”，实等于零。就组织方面说，所谓“产生方法予以改进”，是指有一小部分参政员改由各省市临时参议会选出，但是我们要知道各省市参议员本身的原来候选人就是由政府及省党部联席会议提出，无异于指派，由这种省市参议员所选出的若干参政员，显然不能与民选混为一谈。就职权方面说，在名目上加了一个调查权，而且还只限于“调查政府委托调查事项”，其实在第一届参政会中，原来有过调查工作，（例如川康建设调查团，华北慰劳视察团，及参加军风纪视察团等，）所以所谓“职权酌予扩充”，在基本上和第一届实在没有什么两样。组织和职权既然都是依样葫芦，其他枝节如驻会委员会之职权酌予扩充（至多只是把参政会全部职权移过去，但是参政会本身的职权就够不上民意机关的职权），议长改为主席团制，都无足轻重。至于“名额酌予增加”（由二百人增至二百四十人），（被检廿一个字）
所以我们如能平心静气，根据事实下一番分析研究，便知道依照中山先生遗教所指示的标准，国民参政会并不是民意机关，因为它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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