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其所以能至此的缘故，实全由其首领列宁先生个人之奋斗及条理与组织之完善。故其为人，由革命观察点看起来，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大家应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他又说：“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按指改组国民党），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注意‘模范’二字），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我们从这里很显然地可以看到中山先生的政治上的学习精神；他看到“俄国的方法”足为“模范”，便不拒绝“仿效”。（以上引语均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演词）
诚然，中山先生不主张“完全仿效”，所谓“完全仿效”，就是呆板地完全搬到中国来。这当然是不可以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所谓“仿效”，当然是指吸取他国经验中可以适用于中国需要的某些优点，谁都不会主张把外国的制度完完全全照样搬到中国来。即如中山先生在上文所说的应该“仿效”俄国革命党的，也只是指它的组织和奋斗的精神，而中国国民革命所要切实执行的却是中国的三民主义，而不是俄国的共产主义。又例如俄国的社会革命是采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以行的是一党政治；中国的国民革命——抗战建国的伟业，却应该由全国各阶层共同合作努力，而不是由任何一个阶级所能包办，所以在事实上不应一党专政，而应由全国抗日各党派在民主方式下共同努力。但是这种种基本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我们可以“仿效”俄国的某些适用于中国的优点。
中山先生虽然说过“我们从前以为学到了像欧美，便算止境，那便是不对”，他虽然表示过欧美的政治也有它的缺点，但这不是说我们对于欧美的民主政治中可以适用于中国的某些优点也一概抹煞，拒绝“仿效”，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进步究竟是到了甚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见《民权主义》第六讲）既说“要学他们（按指欧美）的最新发明”（按此处指欧美政治），可见依中山先生遗教的昭示，我们指出英美民主国家的某些优点，为中国所应该效法，不但是中国所需要，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天堂”里有些“酒肉和尚”听了竟大发雷霆，疾呼“不能同意”，这是与中山先生遗教的精神绝对冲突，我们为着中国政治的进步，为着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只得郑重声明：“不能同意”！
就世界政治进化史或革命史的教训说，就中山先生所留给我们的宝贵遗教说，我们对于政治上的学习精神，都应该有正确的认识，都应该努力实践，已如上述，但是有一点却须特别注意的，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学习，是指学习“先进的革命国家和后进的革命国家”在民主政治方面值得我们仿效的优点，却不要学错了，学到法西斯独裁国家的种种万恶的作风！同是学习，对于前者，学习的精神愈充分，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愈受其福；对于后者，学习的精神愈充分，国家民族与人民大众反而要遭受到莫大的灾殃：这真是所谓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例如我们有极端可以宝贵的三民主义，有极端可以宝贵的中华民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切实执行三民主义，来充实这个“民国”，大可不必醉心于什么“王道帝国”！蒋委员长也曾经郑重指出：“我们要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这是我们建国运动的总目标。”我们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我们却“睁开眼睛”看到党报上大提倡其“王道帝国”！（见十一月十日《国民日报》）把全国爱国同胞所珍视的中华民国的“民”字，轻轻换上一个“帝”字，再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常在我们的沦陷区里提倡的“王道”形容词，已经够令人寒心了，而且又说得那样严重：“我们要建立的帝国，一定是一个王道帝国。……中华民族如果不能建立帝国，就必趋于微弱，耻辱，与灭亡之途！”呜呼！见“民主”而惊心，闻“帝国”而狂喜，是诚何心哉！但是无论说得怎样严重吓人，凡属中华民国的国民，却不免要异口同声地叹道：学错了！学错了！
又例如我们应该学习民主国家对于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的合法保障，而千万不可学习法西斯独裁国家摧残人民民主权利的罪恶。像在法西斯小伙伴的“帝国”里有所谓“思想犯”，连“耳语”都在严禁之列，那是万万学习不得的！
我们要热烈提倡政治上的学习精神，但却不要学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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