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详载中国各战场的胜利消息，凡是不利于中国抗战的任何消息，一概不登。中国鄂北之役大胜利，他在莫斯科的报上最早看到，比中国驻苏大使馆所得的电报还早。他们用最显著的地方和最显著的标题，详载这项胜利的消息，简直把中国的胜利，看作如同他们自己的胜利一样！哲生先生还郑重地指出，你在苏联全国报纸杂志里面，找不出一句不利于中国的话。他随着指出，在他由苏联回到中国之后，在中国的刊物上竟看到不少毁谤或诬蔑苏联的话，使他两相比较之下，感到非常惭愧。（哲生先生不但在国民参政会留渝同人谈话会中谈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在中央党部对文化界——包括日报及各杂志的编辑人——的演讲，也谈到这一点。）
我想哲生先生的这样对苏联的态度，是完全为着中国的利益，绝对不是采用了什么“苏联至上”主义，绝对不是抛弃了中国的立场而“为着苏联的利益”。
我们对于同情和援助中国的各友邦当然都感谢，都珍视，我们并没有主张只须领受苏联的援助而抛弃英美的援助。我们为着抗战的胜利，一面要自力更生，一面要尽力争取更多的一切外援。但是我们却主张对于最邻近中国的、反法西斯最坚决的、对中国抗战同情最切援助最多的苏联，须特别加强友好和合作的关系。这种态度是完全和中国的国家民族的利益相符合的。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它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所企图者，是希望在中国能造成反苏的高潮，或至少要时常引起中国人对于苏联的恶感或嫉视，由此破坏中国在抗战期间一个最同情的战友——苏联（同时对中国内部还可收到分化的作用），这当然是和日本有利而对中国有害的。这当然不是中国人所愿有的，但是中国人中却有一些专在挑拨离间中苏感情上做工夫，好像只有反苏的态度才符合“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否则便是“苏联至上”主义，便是“为着苏联的利益”。无论他们主观上的动机如何，而在客观上却是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圈套。
德苏战争爆发以后，英美当局都为着他们各国本身当前的利益，没有和苏联算旧帐，上面所述的邱吉尔和韦尔斯的态度，便是明证。欧战爆发的前夜，英法苏谈判久久没有效果，而德苏互不侵犯协定却迅速成立，这笔旧帐在英国看来当然有着切身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听到英国自己在德苏战争爆发后，提出这件事来攻击苏联。即在苏联方面，李维诺夫最近向欧美的广播演讲，也说当前不是时候容许再详论当时苏联呼吁集体制裁德国的无效是由于什么缘故，可见苏联对此事也无意算旧帐。而殊可奇异的是我国在德苏战争爆发之后，却有“官报”或“准官报”对这笔旧帐大感兴趣，历数苏联一误再误三误四误，好像苏联之受到侵略，是咎由自取，真是所谓活该！关于当时英法苏谈判之所以失败，其责任何在，在今日已成国际知识中的常识，更非本文范围所及，在这里所欲指出的是在中国似乎有些人处处以反苏态度作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表示，这一点是实令人不能索解的。
苏联把中国的胜利看作他们自己的胜利一样，这是哲生先生亲历的印象。在中国却有些人故意使苏联的利益和中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们说“苏俄必须转而尊重中国的抗战”，好像在各友邦中援助中国抗战最多的苏联是一向破坏中国抗战，现在要“转”一下才好！他们说“亲苏者当知支持中国抗战就是保卫苏联”，好像主张“亲苏”者就只是保卫苏联，不是保卫中国，只有反苏者是在保卫中国！他们听到有人主张“全国一致于日军开始北上进攻苏联时，立即为全线反攻”，是为着苏联而战，不是为中国而战，他们不想中国乘日本分散兵力北进时，便是中国为着中国利益而全线反攻的好机会，更是争取中国抗战更大胜利的好机会。这固然于苏联有利，但于中国也有利，中苏利益不是对立的，而他们的意思却把中苏的利益对立起来，最好日本北进时，中国停止反攻，只要能让苏联大吃苦头，就是抛弃中国为着中国利益而全线反攻的好机会，就是抛弃争取中国抗战更大胜利的好机会，也在所不惜！这是有些人的对苏联态度所引伸的逻辑的结果。这与中国的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中苏两大伟大民族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侵略的两大支柱，它们的利益是相辅相成而不是相对立的，它们的友好的关系和密切的合作是全世界光明前途的源泉。它们反法西斯侵略的战争，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是全世界的人类解放的两盏明灯，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儿女所渴望的。这是我们所应有的基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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