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父中山先生“中国非民主不可”的遗教，中国非走上民主之路不可。根据蒋委员长屡次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公开表示，中国非走上民主之路不可。根据在野的抗日各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要求，中国非走上民主之路不可。根据抗战期间政治改革为解决一切困难的枢纽，中国非走上民主之路不可。根据同情及援助中国抗战的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的希望，中国非走上民主之路不可。但是直到现在，所谓中国的民主云云，仍留在国父的《中山全书》和蒋委员长的公开宣言中，在事实上并未曾实现，于是全国对民主政治实现的要求，一天天热烈和普遍起来，不但在前年八月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和去年四月的第五次国民大会中发生了要求宪政的激烈讨论，而且由于在野的抗日各党派及全国人民不满于政治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实际状况，民主政治运动是在一天天扩大。于是反民主者为之颤抖，为之丧胆，但却不敢明日张胆地反对民主，不得不在种种烟幕之下，企图乱人耳目，分散视线，阻遏民主政治运动的怒潮。
第一种烟幕是公开明言或努力暗示抗战和民主的不相容。这种烟幕，从抗战爆发以来就一直不停地放着。在第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要求实行宪政案以后，这种烟幕放得特别浓厚，他们公开宣言“实行民主必不利于抗战，要实行抗战必须暂时停止民主”。这种言论，或隐或现地，在“党报”“党刊”上简直是满坑满谷。但是蒋议长却在国民参政会中对要求实行宪政案的通过，表示非常重视，他公开郑重宣言：“敌阀末路虽临，而野心不戢，加以国际之变动，愈启其投机之欲念，故中国欲贯彻其绝对必要之作战目的，更须动员全民，加强长期抗战之一切设施……一切力量皆须发扬，一切缺憾皆须填补……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应为最要之务……”这至少说明了民主不但不与抗战不相容，而且“提高民权，加强国本”，反而与抗战大有裨益。我们现在所要求者只是政府要把领袖的指示见于事实，实行起来。
但是你如果不满足于抗战期间应该实现民主仅见于话语而不见于实施，对政府提出要求吗？那你可以看到另一道烟幕！反民主者以非常沉痛的姿态放出这样的烟幕：“朋友！请你睁开眼睛来看看中华民国的神圣国土上，是充满了民族的腥膻；成千成万的兄弟姊妹遭受奸淫屠杀；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向抗战的政府争自由呢？还是向民族的敌人争自由？……前方的战士正在和敌人拚死命，争胜负，后方的少数人却和政府打麻烦，要自由（指民主自由），扪心自问，这种言论与行动，对得起国家民族吗？”这确是很动人的论调，你在万分悲感中听了之后，除了收回政治改革的要求，除了立刻停止民主政治运动，怎么对得起“成千成万的兄弟姊妹”呢？又怎么对得起“前方的战士”呢？还是三缄其口，不要“打麻烦”罢！
但是我们为中国政治的光明前途，为中国抗战的光明前途，必须揭穿这种欺骗的烟幕！侵略我们的敌人的残酷是事实，我们必须向民族的敌人争自由也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横行无忌的压迫人民的党老爷，害国害民的贪官污吏，发国难财无恶不作的权贵，却不能以此为藉口而箝制人民对于民主政治、清明政治的要求，却不能以此为藉口而箝制被压迫被摧残的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要求。而且我们要铲除政治上的黑暗部分，正是要实现“提高民权，加强国本”，使我们“向民族的敌人争自由”得到加速的成功，正是要不辜负“成千成万的兄弟姊妹”，正是要不辜负“前方的战士”！老爷们感觉“打麻烦”头痛吗？这不是“少数人”的“打麻烦”，而是最大多数人的迫切要求，我们“扪心自问”，要“对得起国家民族”，只得对不住你们了！
第二种烟幕是把国家自由和个人自由对立起来。他们说：“要为个人争自由，须先替国家争自由。要为人民争民权，须先替国家争国权。”当然，“替国家争自由”，“替国家争国权”，这是谁也都赞成的。这里的妙处在一个“先”字，这“先”字初看起来似乎很可欢迎，因为能“先替国家争自由”，能“先替国家争国权”，你能表示不欢迎吗？烟幕的妙用就在此。“先”字的妙用在下文，即他们接着强调“我们要牺牲各个人的自由”，要“全体国民各人对自由的牺牲”。这暗示了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或民权和国权）是绝对处于对立的地位，要保全甲，就非先牺牲乙不可。这个理论如果正确，你在抗战期间还敢主张民主政治或民权的实现吗？那你便犯了破坏国家自由，破坏国权的大罪！你看这烟幕是多么利害，老爷们为什么用尽气力把它放得乌烟瘴气呢！
为要揭破这又一欺骗的烟幕，我们要扼要地指出二点：
第一点是一般宪法上所规定的个人自由（我们《训政时期约法》及《抗战建国纲领》中对此都有规定）并不与国家自由处于对立的地位。个人自由，主要的是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国家在宪法及法律范围内需要人民服兵役及贡献财产，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在民主政治下，宪法及法律都是由民意机关通过的，不是老爷“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人民生命财产在法律上应得的保障并没有被取消。至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但不与国家自由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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