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底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以后，英美鉴于日本南进阴谋愈趋愈烈，绥靖政策愈无希望，于是对于日本的态度渐趋强硬，对于援华亦渐趋积极。于是英国重开滇缅路（去年十月十八日），美国宣布对华贷款一万万美元（去年十一月卅日）。这种国际形势对于中国抗战显然是有利的好转，因为敌人分心南进，势不能用全力来征服中国，而英美为了希望中国在远东能加紧拖住日本，势不得不加紧援华。但是很不幸的是当时这种有利国际形势好转反而鼓励了国内一部分短视的顽固分子，认为敌人已可不成问题，转移目光来对内，去年十二月底，内部磨擦渐达白热化，美国舆论亦表示关切。美国一面正在开始想如何加强援华抗日，一面也想到中国的内部政治问题和抗战前途实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之中，罗斯福总统的代表寇里于今年一月间奉命飞到了重庆。所以美国《时代》杂志的编辑伊里阿·詹卫尼最近在《生活》杂志上所发表的《罗斯福对付希特勒》一文中说：“当寇里到达中国的时候，日本正在殷切地等候着中国发生再行分裂的内战。”在寇里将到之前，各方面对于他的来华使命，纷纷揣测，莫衷一是，当时美国国际新闻社的驻渝记者贝尔登却首先得到美国的消息，说寇里来华负有二个任务：第一是调查国共冲突的实际情形，第二是调查中国的实际需要，以便对一万万元的贷款作最后的决定。当时第二个任务已在各报透露出来，第一个任务讳莫如深，未曾被许公开。
寇里在中国的时候，发表言论非常谨慎，回国后的报告也未曾公布。据政府中某要人得到的消息，在他的报告之中，曾有一点颇为中国政治上的法西斯作风担忧。而据上述《生活》杂志一文所说，寇里在中国的时候，“他称赞委员长为罗斯福实行民主政治的同道领袖”。这似乎是互相矛盾，其实这正是国际友人对于中国需要实现民主政治的关切态度：一方面在实际观察中感到中国需要民主的迫切，一方面表示对于中国领袖实行民主政治的热望。紧随着寇里来华的有在财政会议中强调民主的财政专家福克斯和素来主张民主的政治顾问拉第摩尔，蛛丝马迹，更属显然。
福克斯在财政会议第三次大会席上发表演说（今年六月廿日在重庆），他一方面指出“无团结则国家不能生存，国内团结一致，乃中国基本力量之所在，可以粉碎一切敌人征服中国之企图”，一方面指示精诚团结是建立在“政府人民间具有一种真正之民主关系”，并指出经济问题是和政治问题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关于预算的管理必须有一组织完善和统一的制度，政府财政的完全公开乃民主政府的必要特点”，“至于人员的登庸则必须以才能为唯一的根据，而不能根据其人的政治关系或社会地位”。他更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使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于是中国亦可获得美国的更多的援助。美国所以愿意对中国继续其财政上与军需上的援助，就是由于希望中国民主政治能够推进。”据美国朋友说，福克斯的英文原稿措辞还要直率，发表时尚经过我国官方通讯社的“润饰”，但即就发表的演词看，他对中国民主的热望也已可概见了。
紧接着福克斯之后来华的是最近离港赴渝的拉第摩尔。拉第摩尔对于中国民主的热望，在他以前所发表的文章是已有充分的表现，例如他在Amerasia上所发表的《英美应全力援助中国》一文，就说“美国的政策不应以保全民主国家的利益为已足，而应该扶助其他民主国家，使民主主义能够发扬光大。”此处所谓“民主国家”指英美，所谓“其他民主国家”，即指中国。又例如他在Foreign affairs上所发表的《中国战争的相持》一文里，肯定说“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被‘民族独立’和‘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团结拢来的。”也许就是为了拉第摩尔对于中国的民主要求有着这样热烈的表示，中国舆论对于这位政治顾问曾致殷切的希望，同时也吓坏了某些人，有的赶紧向他“敬告”，叫他认识中国已是民主国家，国民参政会就已是充分表现，有的赶紧“告”他一下，不胜慨叹于“所得熟谙华事者大概不出两类，其一为只见中国浮浅之现象，因而鄙弃傲视者，又为一毛细察，好摭拾奇闻而不究实际者”，拉第摩尔显然被归入第二类，有的索性对他下警告，说“关于内政，我当局自能锐意辟划，尚可勿须他人借著代筹”，这就等于奉劝这位政治顾问最好是顾而不问或更进一步不顾不问了！
卡尔大使是外交官，他的公开演说的措词当然是格外审慎、格外客气的，他对于中国政治当然不像我们本国国民对于本国政治之可有自由批评的权利和责任，但是他同时也不能公开作离开事实太远的歌颂。他于七月十六日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演讲“民主政治”，讲到中国，他说：“以外国观察者看来，似乎贵国业既采取走向民主的第一巨步，试观贵国之成立国民参政会，其特色已引起每一旁观者之钦敬。”他举出国民参政会做例子，来证明中国“似乎”“走向民主”，这比我国“要人”“对美广播”，喊着“我国一切事业皆大进步，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全国人民亦得享受民主政治的生活”，似乎斟酌得多了。后者的说法是中国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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