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所应永远记取，不能忘怀的。中山先生在这封遗书里诚然对苏联表示了深挚的同情，诚然积极主张亲苏联苏，但是中山先生对苏联的这种态度，不但不是非“中国人”的态度，而且是最爱中国最为伟大的“中国人”的态度。人们无论如何丧心病狂，对于这样的态度，可以大骂“你的祖国苏联”吗？但是某些自居中山先生“信徒”的反苏论客们只须心血来潮，高兴反一下苏，国父遗教在他们是无所谓的。在今日世界反法西斯侵略阵线正在团结起来保卫民主的时候，像中山先生所称颂的“自由共和国大联合”的苏联，反苏的党老爷却把它和纳粹德国等量齐观，在党报的社论栏公开宣告于天下，说“纳粹党的德国和共产党的苏联”都同样地“根本上不配谈这个问题（指民主）”！（见八月二日香港《国民日报》社论）
但是苏联在事实上并不辜负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导师中山先生的期望。苏联一方面尽其一切可能保卫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方面始终坚守援助为独立而奋斗的被侵略国家的原则。“帮助那些被侵略者所侵略，及为他们自己祖国的独立而奋斗的国家”，被公开列为苏联外交四大原则之一（其他三大原则都是集中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根据这个原则，日本屡次以订立不侵犯条约引诱苏联，以停止援华为条件，都被苏联坚拒，即后来由日本自愿向苏联低头所订立日苏中立协定，也是由日本收回要求苏联停止援华的条件而后才接受的。这种对于中国抗战的一贯的同情和援助，由苏联立国的本质看来，是很自然的。莫洛托夫于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第三次大会报告，就曾经公开宣言：“我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无须我来说明的。史太林同志关于援助已成为侵略的牺牲品和为着自己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的声明，你们大家都很知道的。这完全适合于中国和它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实际上，我们坚决实行这种政策。”莫洛托夫又在一九四○年八月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全会上报告：“至于说到我们与那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伟大民族中国的关系，那末，这些关系，是保存着由《中苏互不侵犯协定》中所产生的善邻友谊的性质。”苏联在事实上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直至今日，还是比任何友邦为多；就是在最近，美苏援华的供给品也还在源源而来（见路透社七月四日重庆电讯）。在友邦对于中国抗战抱着这样的高度热情和巨大援助之下，对于“伟大民族中国”表示热烈的崇高的敬意之下，你居然可以看到党老爷在党报上把苏联的反法西斯自卫战争比做“乌鸦与鹭鹚的大决战”（见七月三日香港《国民日报》），有人起来纠正他，他便大骂别人是“乌鸦的子孙”！反苏的党老爷们对于同情援助中国最热烈的友邦，处处表示侮蔑的态度，却自命是出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立场，开口闭口骂同情苏联的人不是“中国人”，骂同情苏联的人是以苏联为祖国！其实根据上述的最爱国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山先生关于苏联的指示，他们在实际上都是中山先生的罪人！都是中国的罪人！
我们对于任何对中国抗战、对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表示同情和援助的友邦（包括英美苏乃至印度等等），我们都衷心感谢。我们对于苏联的深厚的同情，也是由于苏联对我国的深厚的同情。这正是真正的中国人所应有的态度。明白了这一点，反苏的党老爷们要利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及爱国情绪来做他们实际上反苏的烟幕，便不能再发生其欺骗的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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