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中山先生一生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奋斗，始终不懈，他曾经说过：“现在的中华民国还是官治，武人治，不是民治。”他又曾经说过：“必须先有民治，然后才能够真是民有，真是民享。”其实中山先生的整部遗教都是“充满着奋斗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列宁尊崇中山先生的话）。我们回想到中山先生为了号召国民会议而北上，为了力争民主而与恶势力苦斗，才病死于北京，未尝不惨然想念这位到死仍为民主奋斗的不朽的巨人，而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奋。但是到了今日，使我们不胜诧异和痛心的现象，却是反民主最热烈的是所谓党报党刊。我曾经写了一篇《反民主的几种烟幕》（见七月十九日本报），希望能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拨云雾而见青天”，可是在民主势力和反民主势力斗争尖锐的今日，反民主的言论仍然层出不穷，甚嚣尘上，还需要我们提高警觉，不受欺骗。现在要就最常见的几种论调，再加检讨，藉以扫除妨害民主发展的障碍。
第一，他们常捧出“国家至上”的大帽子来反对民主的要求。他们主张除了拥护“国家至上”之外，“我们要牺牲各个人的自由”，要“全体国民各人对自由的牺牲”，换句话说，在“国家至上”的口号之下，国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要求是绝对不应提出的，否则便是犯了违反“国家至上”的大罪。关于这种说法，我们要提出三点：
（一）国家是为人民而存在的，只有法西斯的国家观，才把国家和人民强为划分开来。法西斯主义者才认为“国家不仅是个人的集合体，个人在这当中，仅仅是迅速消逝的一分子，国家是民族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价值最高的信念。”（墨索里尼语）所以在法西斯主义者的所谓“国家至上”，对外固然要侵略其他国家，对内却要压迫人民，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因为法西斯主义者的国家不是人民大众的国家。民主国的所谓“国家至上”的“国家”，正为着保卫民主自由而反抗法西斯摧残民主自由的国家，它没有理由把正在号召保卫的民主自由，藉口“国家至上”，要强迫人民“牺牲各个人的自由”，要“全国国民各人对自由的牺牲”，效法法西斯主义者那样压迫人民，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
（二）中国只是挂了“民国”的招牌，在实际上并未实现民主政治，但依国父遗教所诏示，显然不应效法法西斯国家，藉口“国家至上”而压迫人民，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中山先生的国家观，不是像法西斯主义者那样把国家神秘化，强迫人民为着这神秘化的国家，超出人民以上的国家，而牺牲自己的一切民主自由。恰恰相反，中山先生所反对的只是“一盘散沙”的“自由”（见《民权主义》第二讲），却重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山先生曾说：“在南京订出来的约法里头，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那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却重视“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中山先生语）却重视“以民为主，拿民来治国家。”（亦中山先生语）依国父遗教，简直是“人民至上”，和法西斯主义者之“草芥人民”，视人民如无物，完全相反。在国父遗教下的所谓“国家至上”的国家，和民主自由不是不相容的。
（三）况且在官僚专制的实际状况下，由党老爷官老爷嘴里呼出的“国家至上”，在实际上是等于“（被检十字）”！在往昔封建时代，地主们为着保持自己的权力，也要藉口国家作为护符，在实际上是维持地主们对于农奴农民的政权。现代的中国人民，依国父遗教，即在“国家至上”的原则之下，也没有理由可以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自由，那末在“（被检卅八字）”呢？而且在另一方面，今日我们积极主张实现民主政治，正是要使官僚专制的国家变成国父遗教中所诏示的“以民为主”的民主国家，正是要充实“国家至上”的意义，因为官僚专制的“国家”配不上“至上”，只有“以民为主”的国家才配得上“至上”，尽管这种说法是法西斯主义者或官僚专制主义者所不愿接受的。
第二，他们故意把“民主”解释为“散漫无政府状态”。党报的论客把滇缅路的腐败，归罪于“拥有若干歌颂民主的专家”，已是奇论，而同时又把“民主”认为“只是散漫无政府状态的代名”，那更是为“民主”加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抗战时期，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加强力量来抗敌，如今“民主”既等于“散漫无政府状态”，那“民主”当然是要不得的了。这在这些论客们无疑地认为是打击民主的最响亮而动人的理由。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新奇，在去年宪政运动初开始时，党老爷即大喊“抗战时期势非实行集权不可，宪政与抗战不能同时并行。”如今不过是略换花样，实际是老调重弹罢了。但是“民主”如果“只是散漫无政府状态的代名”，那末中国现在随着各民主国家高喊“为保卫民主而战”，大可改为“为保卫散漫无政府状态而战”了！中山先生一生创导民主政治，难道也等于倡导“散漫无政府状态”吗？
其实民主政治与“散漫无政府状态”是风马牛不相及，乃是一种极寻常的常识。在民主政治之下，有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监督政府督促政府，是一般民主国家的常态，如果说一个政府有着一个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在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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