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中国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蕩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国各宗各派的教会，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如今，中国的门户已经全面洞开，梦想实现就指日可待了。在商旗之下
对华传教与殖民事业的联系虽然不是自鸦片战争才开始，但从以前利玛窦辈的直接动机和实际行为看，他们多是虔诚的布道者，主要卧的是为传布福音，并充当文化使者的角色。从其福音事业的客观社会效用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交流的范畴。
自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所充当的实际角色，由单一变为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军”、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传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夺的商人相联结。此期来华活动的传教士，不再仅靠教会组织，而且直接得到商人的资助和供养，他们甚至親自参与商务活动。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人马礼逊，就是以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为公开身分支薪的，他在给教会的报告中曾说到，这样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差会的负担。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本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的主动倡议下，直接促使了差会向中国派遣教士的行动。第一个入华的美国新教教士稗治文（e．c．bridgman）的生活费，全由奥立芬负担，甚至还为他专门雇有仆人。裨治文主编的大型英文刊物《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也由奥立芬承担出版的亏损，并免费专拨一座楼房作为编印场所。
商界如此热心慷慨地以财力支持传教士，传教士也当有所回报。德国新教教士郭实腊（charlesgutzlaff，又译郭士立），曾为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们卖力地搜集、提供经济情报，协助走私。他曾帮一个鸦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一次就净赚价值达53000英镑的银元。
传教士与商人的密切合作，使其在总体上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商战”、“教战”，声威并壮。传教士认为：“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处可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通路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①
①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商界的代言者则大声疾呼：“从商务的观点来看，传教工作为我们对华商务的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高举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①
①巴顿《传教士及其评论者》第19页，1906年版。
一方面是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对十字架的推动；一方面是十字架对商旗的引导。这种两相维系，从西方殖民侵略的全局来看固然行之已久，但在中国土地上得以公然实践，始自鸦片战争。特种部队
言其亦军，是指传教士与侵略战争发生了直接联系。如果说，商人主要是从武力开辟市场的角度进行侵华叫嚣，那么传教士的一个既响亮又有自己特点的口号则是：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稗治文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是主张采用“有力而果断措施”的鼓吹者。其人于道光十年（1830年）来到中国，两年后办起《中国丛报》，在鼓吹对中国进行武力征服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他呼吁，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果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体面的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尖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
他们的政府当然更懂得这一点，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就范，多次发动战争。对此，美国新教教士丁韪良（willinmaiexanderparsonsmartin）发明了这样的逻辑：按照上帝的意志来看是必须的，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
不仅做武装侵华的吹鼓手和辩护士，有的传教士更充当直接配合和参与战争的“特种部队”，或搜集和提供军事情报；或投身军旅，效力戎马。
鸦片战争之前，郭实腊对上海吴淞口清军的防务情况就提供过十分详细的调查记录，内容涉及炮台的结构，武器弹葯的规格、质量，兵并素质及军队管理情况等各个方面。据此他断言，如果西方军队发动攻击，这里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战争期间，传教士们随时提供的许多情报，更成为英国军方进行作战部署的重要依据。譬如，俄国东正教士团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提供了有关京津布防以及清政府动态的重要情报，英法联军指挥机关送据以作出进攻大沽炮台和天津的作战部署。
战争期间有些传教士直接委身军方。鸦片战争时，郭实腊参与了战争的全部过程，充任英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在英军占领舟山后，他还曾被封为管理当地的“官员”。英法联军中，丁韪良和另一个美国新教教士卫三畏（s．wellswilliams）都参与过军务。卫三畏竟宣称：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是我们对中国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无法估价的顾问
言其亦政，是说传教士直接参与的政治活动。有些传教士直接充任侵略军的官员，至于以各种借口和身分参与政务者更”是司空见惯。仅从胁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的事局当中，即可见其一斑。
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郭实腊即以英国政府官方翻译的身分参与其事，极尽为虎作伥之能事，结果使英方取得了比原估计更多的特权和赔款。事后，因“功”被委任为香港英殖民当局的秘书。
美国遣使胁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与伯驾等传教士的鼓动和直接参与分不开。此约的谈判中，伯驾联同种治文和卫三畏一起担任专使顾盛的翻译兼秘书，不但为顾盛出谋划策，而且直接出面向清方代表进行讹诈。顾盛称赞说，伯驾等人所提供的服务，既非不可缺少，也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使其成为“无法估价的顾问”。伯驾因“功”被委任为美国驻华公使的中文秘书，及至咸丰五年（1855年）时更升为公使，是美国政府在传教士中正式任命的第一位驻华外交官。
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则与法国天主教士直接相关。事先，教士们也曾大力对其政府进行敦促。专使拉萼尼（theodesedelagrene）来华时，就有以葛必达（stanislasclavelin）为首的六名天主教士偕同。谈判期间，教士们一直予以密切配合。
在英法联军期间的签约谈判中，也多有传教士介入。据说卫三畏为了将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中美《天津条约》，在条约议定的前一夜通宵未眠，推敲计策。第二天一早便和丁韪良坐了轿子去参加与清政府代表的谈判，结果如愿以偿。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中关于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就是由担任翻译的天主教士擅自加入的。
在中俄《北京条约》的议定中，东正教士所起的作用，俄国政府代表伊格纳切夫（h．fi．i4tl’xrbe。）这样评价：“由于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对汉语、满语精通，不止一次地使我摆脱困难的处境。修士大司祭对于中国当局心理和政策的熟悉程度，使我们的行动得以沿着真实的、正确的道路前进……在天主的保佑和修士大司祭的建议下，才有可能同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俄国得到乌苏里一带的广大地域和很多中国特权。”①
①格列勃夫《北京东正教士团的外交职能》，载《正教之光》第22—23页，哈尔滨1935年版。
传教士的参政，不仅仅限于签约谈判以及供职服务于各国政府，还表现在以多种身分和方式对中国政务的直接干涉。这在以后的教案中表现得很明显。相倚以行而各异用
显然，此时传教士的角色已经变了，十字架被严重扭曲。“传教”已作为对华殖民侵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方自己也毫不隐瞒地供认：“传教士已成为世界上的一股势力。政治家已确信，传教士是一种媒介，通过他们，西方的意志必定要对中国起作用。”①在教方看来，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教士，甚至比在那里设立兵营还要重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①《纽约日报》1858年10月2日。
但“传教”在当时殖民侵略中，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系统，有自己特殊的功能。十字架尽管被扭曲，但毕竟还是十字架。对于高擎它亮相于中国的传教士们来说，它还不完全是道具，仍有着真实身分标志的意义。
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那时外国人到中国来，商人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外交官和军人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唯有传教士不是为了获取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①对传教士的这种评估固然带有片面性和表面性，但也有着把传教士与商人、外交官、军人等不同类型的外国人区别开来的合理成分。实际情况正如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即已认识到的，这各类人物是一种“相倚以行而各其用”②的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一种关系。
①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5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译本，北京。
②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10第18页，光绪年刊本。
传教士中也有不同类型，有些人，传教基本成为幌子，实际从事的主要是超宗教的侵略活动。有些人，则以传教士的身分主要从事有益的文化教育事业，甚至有的真诚反对侵略，从心底向侵略者发出“停止作恶，学习行善”的呼吁。虽然他们也不免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殖民侵略，但毕竟与前一类人物大不相同。更多的传教士则是介于上述两类人物之间的“中间类型”。三宗齐聚
来华的早晚虽有不同，到鸦片战争前夕，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业已聚齐，在短短几十年间，三大教派的势力得以空前发展，内部关系也空前地复杂化，呈现三宗并立，两者争衡，派系纷然，教为国用，血缘虽一，面目各异的状况。政重于教的东正教
其中东正教的情况比较特殊。它为俄国所独有，其驻京的布道使团，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前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且政重于教的组织，职能上相当于沙俄政府派驻北京的一个代理机构，由官方提供经费，工作内容是搜集和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随时向本国政府报告。可以说，它是作为“特洛伊木马”置入中国心脏的，所以并不注重传教活动。其教徒总共300余人，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中还包括定居中国的一些俄国人。该教团在教务方面远比不上天主教和新教，但能作为官方机构早早地稳扎在清帝国的都城，这种优越地位是天主教和新教有关国家莫能及的。
英法联军以后，俄国为适应其扩张政策的需要，将北京布道团的外交职能和宗教职能分开，外交权归新设立的北京公使馆，神职人员不再由政府而由教务部门直辖。布道团虽然从形式上脱离官方而成为专职的教务和文化机构，但实际上其政治职能并未削弱，组织性质没有根本改变。它对教务较前有所重视，但直到19世纪末，教徒人数仍不过500人，比之天主教和新教相差甚远。老字号与新字辈
争衡的两者是天主教和新教。
天主教在中国资历最久，基础最厚，算得上“老字号”了。到新教的马礼逊入华前后，天主教方面也大大加强了秘密活动，以求保持其在华的优势地位，这方面法国表现尤为突出。鸦片战争后不久，法国便把“保教权”从葡萄牙手中夺过来，接着，又与意大利、德国展开角逐。意大利从实力上无法与之抗衡。德国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但该国的天主教士从本国利益着想，亟慾摆脱法国保教权的控制而接受本国“保护”。法国乃至教廷当然不甘心对其放手，但德国的实力条件使其能坚持竞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方面的目的达到，法国的保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