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上说，虹是上帝与人类立约的标记。上帝的使者搭起中西文化交
流的虹桥，只是这座桥未免单薄了些。
在传教士传播福音的同时，中西文化交流也以他们为媒介逐步展开。上帝的使者身兼文化大使，在中西双方搭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最早，唐代景教士带来过西方医术，能治眼疾，甚至能施穿颅术。他们还曾“广造奇器”，但究竟造了哪些奇器，可惜已无法得知。
元代中国与西方往来的使者，绝大多数是与教务有关的人员。在他们的穿梭下，彼此断绝已久的关系又再接续起来。西欧一度绝迹的中国丝绸、瓷器，这时又源源而至，成为当地的贵重之物。
中国文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也有迹可寻。在意大利西埃那市政厅会议室，有文艺复兴初期给下的两幅大型壁画，一幅画的是将军骑马巡行寨堡，另一幅是城乡风光，虽然体裁不同，但构图都受到中国横幅画卷的影响，且置物布景颇带中国画风，从许多细节上也都具有中国绘画特色。
至于当时中国从西方得到的似乎不多，除了教堂带着些西方建筑特色外，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一匹“天马”了。这是元顺帝时，访华的教廷使团，应元皇室的请求，特别带来的礼物。此马长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身纯黑，后两蹄皆白，从皇帝到王公大臣，无不对它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天马赞》、《天马行》、《天马颂》之类的诗文纷纷出笼，元顺帝还命画工精绘“天马图”一幅。一股天马热成了元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
色光映神州
空前美丽的虹直到明末清初才出现。此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不论广度、深度都前所未有。来华耶稣会士在“学术传教”的过程中，亦予亦取，造成中西两学双向交流、互相渐染，而以西学东渐为主流，中国变“出超”为“入超”的格局。
西学东渐惠及中国的，最突出的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居于领先世界的地位，但到了近代，却远落在西方之后。到耶稣会士进门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相当明显。传教士们首先把西方许多先进的科技知识传播到中国，同时也带来了其他一些文化成果。
窥天窥日
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中国人还不知道人类居住的大地是圆的。天文仪器的制造也落后于西方，使用的传统历法亦多疏舛。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制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而且首先介绍了地圆说。很难想像，在不了解人类居住地基本形状的条件下，人们能够具有认识宇宙真面目的慧眼。从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利玛窦辈引领中国人，向近代天文科学领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汤若望则主持制定了“西洋新历”供中国使用。他的参与，才使洋洋180万言的《崇帧历书》得以问世。此书共137卷，其中介绍了西方历法和天文学、数学、计算工具、测量方法等多方面的新知识。
汤若望还为钦天监制造了浑天球、白玉地平日晷、大小望远镜、观象仪等天文仪器，写下了《浑天仪说》、《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恒星表》、《测食说》、《测天约说》、《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多种天文著述。南怀仁在主持治历的同时，也制造了多种天文仪器，写下若干天文著述。
在教廷宣布解除对哥白尼学说的禁令之后，传教士又对日心地动说予以宣传介绍。法国籍耶稣会士蒋友仁（p．michaelbenoist）是其中代表人物。他按新说介绍了天体与地球的关系以及恒星和行星的旋转理论，为日心地动说在中国的传播最先启蒙。
对耶稣会士们的天文历法之术，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明确承认：“有我中华昔贤所未及道者”，“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①自从洋教士们参与乃至主持宫廷的测天治历工作，钦天监里就一直留下了他们的身影，即使禁教期间也没有断绝。
①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3第1223—1225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北京。
五大洲和皇舆图
在对世界地理的了解方面，直到和耶稣会士开始对话的时候，中国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对中国是在四方大地的中央还坚信不疑。利玛窦首先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地图。他親自摹绘的《山海舆地图》，附以中文注释，告诉中国人天下分五大洲，介绍了经纬度理论和划分方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九万里，地厚28600余里（数据与实际略有出入）。此图在中国多次刊刻，流行之广几遍全国，学人著述亦多引其说。
利玛窦的同事、西班牙人庞迪我（p.did，depantoja），则绘制有世界分洲地图。每洲一幅，图的四周附以文字说明，略志各国概况。意大利的艾儒略（p.juliusajeni）著有《职方外纪》，更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地的情况，绘图立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①。
①转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绪言第5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北京。
清康熙年间，法国的耶稣会士白晋、雷孝思（p.joan－baptreds）、杜德美（p.petrusjartoux）等人，与中国学者一道承担了测绘详细的中国全图的任务。他们运用当时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