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不说话。人脸上都努力地表现出不同的古里古怪。如果配上某种音乐，真有点象某部国产侦探片里，刑侦科长模仿着波洛，众人模仿着各色各样心怀鬼胎的家伙。当然，我这是个比喻。众人都是情怀极高尚的。何况，又都是男人，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怀鬼胎的。除非象唐僧之流，喝一种什么水吃一种什么果子。那是例外，我且不去管他。
我坐在桌前。桌上当然又如以往“此处正是垃圾箱”。好在清洁工这活儿我熟手熟脚，眨眼功夫就已面貌一新。
我的左首堆起了两尺多高的稿件。右首堆起了半尺有余的信件，两摞，相互依偎着，要不会坍的。我得先翻一翻。你知道名家要人的一定要先拜读。我常听到人骂我们刊物跪倒在名家脚前。“崇名迷名”。我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其一，名家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了其作品出色，起码是以前曾经有作品出色。其二，名家们不管现在的作品出色不出色转载率评论率得奖率起码高于不名家一千几百几十几倍。不信你可以去统计。名家和不名家不一样到哪里都是颠扑不破的规律。比如我和里根都说中国改革形势大好，尽管内容就象昨天的地球和今天的地球基本一样，你看看《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发表谁的高见。由此你知道“崇名迷名”不是我的错。
其次是拜读三朋四友五親六戚的东西。人活在世人总不能不讲感情不能没有朋友不能六親不认。这也不是我的错。
再其次是从未见过听过的作家寄来的作品。你知道现在邮费猛涨到刊物的４０％。一元钱的刊物，杂志社花钱买纸张，花钱排版、印刷、校对，花钱付稿酬，花钱办笔会，花钱请编辑，花钱造办公室……反正你从一堆堆钢笔字里挑选出稿子几十道工序几个月精力弄成书，你拿６０大分他邮局收４个小毛。于是刊物只好不要脸地转嫁危机，争相宣布：稿件投刊物，有来无回。于是作家们便翻看杂志上责任编辑的名字，寄给私人，写上，别无他求，只望退稿。这不是作家的错。抄一个中篇得花去业余作家一个月的晚间电视节目和床第之乐。据说马原先生的成名之作《风底斯的誘惑》投了二十七家刊物。若按现在不退稿的规矩，我想马原先生再自信也决无抄二十几遍的勇气。为了不使或许有的大作家受气，我一向是偷偷违背刊物“法律”，满足他们在看不到铅字和稿费的失望中，能看到自己可以权作书法欣赏的钢笔字或毛笔字。
至于不名人不熟人又不能拐弯抹角弄到我名字的稿子，我只好向他们道歉，我得最后处理。我想你已经明白这不能算是我的错。
稿件旁边还有两摞信件。有四封是我那位親密战友的。有七封是“方生方死”山人的。其他某作家一封某作家两封某作家三封某作家四封某作家五封，恕不一一。谁寄稿子等得长久了都会性急。“方生方死”也不能免俗。这不能算他们的错。
我翻着理着看着，看着理着翻着，后来心突然一凉。脑子里分明有什么古怪的液体忽地从天灵盖里走了。
我拿着的一份稿子上附着我的送审意见：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真实地概括了……形象地塑造了……结构严谨……人物栩栩如生……语言活泼而清新……情节生动而曲折……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你知道我必须这么做。这是惯例。这段话我是从《当代中国文学史》２４８页上抄来的。我的送审意见大多源于这类宝书。你知道中国这类大学教材有几十种，几乎所有作品的评价都免不了这几下绝招。就象中国几千年的几千个传统故事，解决不了矛盾就上天去请神仙。好在中国没有尼采说神仙死了。在我的送审稿件中，篇名和人物千变万化，这几下绝招是永远不会更改的。否则你就别想印成铅字──当然除了名人。不然任何一个想对小说艺术来点革新的人，都将和四十八只《蝙蝠》的悲惨命运一样。我不能坑害作者，凡看到好作品，我便赶紧就教于我上大学的这几本教材。比如我看中一篇《太阳》，我就找书中《红日》专节；比如我看中一篇《李厂长辞官记》，我就找《乔厂长上任记》；比如我遇上《女售货员之歌》，一时没有十分类似的东西，我就找《欧阳海之歌》和《海岛女民兵》加以综合改革利用。就这样五年编辑生涯，居然百无差错。
可是这回终审的意见是：作品明显地受存在主义和影响。这对建设精神文明不利。希望责任编辑多读马列。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抵制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侵蚀。云去。
我怔怔地望着终审的批示。背脊上渗出凉飕飕的汗来。我知道这是夏天，可我相信你遇上这样的事也会凉飕飕的。我明白这两年我脑子里确确实实涂满了影象论、唯意志论、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行为主义、机能主义、构造主义、现象学、模糊学、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学、柘朴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这就象尼采、荣格、萨特、勒温、加谬、柏格森、叔本华、弗洛姆、胡赛尔、弗洛伊德之流，手里分别端着金霉素眼膏、肤轻松、可的松、烫伤膏、皮鞋油、黑妹牙膏、油画颜料，争先恐后地硬摁在我的太阳穴天灵盖后脑勺之类的地方猛挤一气，那黄的黑的白的红的绿的金色的银色的糊状的胶状的东西汹汹涌涌奔进我原先纯洁无比的大脑。我的大脑起先是惊喜万分，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