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辄为之。”①可见开道与架桥并重，由来已久，是古代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公共义务，从中也透露了统治者对于发展国家交通网络的重视。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代更为发达，其范围所达相当广大。《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武丁孙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王武丁以后，商人恒称的四方或四土，不是虚拟，早已是平面的发展②。所谓“邦畿千里”，从各地发现的商代遗址分布看，比较近乎实际。其东方直抵海边，南土越过长江，伸入江西、湖南境内，西边抵达甘肃、内蒙，北土包括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③。商代的道路设施有几大特色。一是王邑内的道路建制堪称全国楷模。商人曾一再自赞“商邑翼翼，四方之极”④，整饬的王朝国都，是四方的表率。新发现的河南偃师尸乡沟早商都城遗址，面积有190多万平方米，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已发现大路11条，东西向5条，南北向6条，路面一般宽约6米，最宽的达10米，道路与城门方位大体对应，构成棋盘式的交通网络①。城内道路主次相配，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路面中间微鼓，两边稍低，便于雨水外淌。主干大道一般直贯城门。城门的门道路土之下，还铺有木板盖顶的石壁排水沟，沟底用石板铺砌，内高外低，相互叠砌呈鱼鳞状，叠压顺序与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4.5米的顺城路。城内另有与主干大道相连的斜坡状“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②。这样一座经过严格规划而兴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设施的完善确可称为当时国家之最。二是地方土著方国也重视道路的修筑。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现一段长近百米，宽3～6米的道路，与一“长廊路”相连，后者残长39米，宽1～2米，路面结构类似三合土，而且有排列有序的柱洞③。可能有遮盖一类建筑物，似乎专为地方土著贵族的生活便利而筑。可见商代地方国族的道路修筑水平也是不容低估的。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为中心的东西横向、南北纵向朝四外辐射的国家道路交通大网络。据彭邦炯同志研究，根据商代遗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殷商王邑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条：一、东南行。是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甲骨文中关于征人方的往返路径，有的地段可能与今陇海路郑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二、东北行。是通往今卢龙及其以远辽宁朝阳等地的交通 干道。三、东行。与山东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计可沿古黄河或济水而下。四、南行。与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当时的国族之间有干道相连。五、西行。通往陕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丰镐或别的方国部落。此道能通车辆，决非小径。武王伐商即走此道。六、西北行。为逾太行的要衢。商与西北■方、土方等交战，常有战报捷送王都①。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发达的陆上交通道路，对后来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曾起了有力的作用。《汲冢周书·大聚解》载，“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周公曾告之以“相土地之宜，水上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辟开修道”。交通大网络的开通实是殷商王朝一大政迹，不会因政权迭改而完全荒废掉。史籍和西周铜器铭文恒见“周行”“周道”之语，据杨升南同志研究，是指王国中心地区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宽阔道路，主要有向西及西南方、向东、向南、向东南、向北、向东北等几条干道②。不难看出，其中一些主要干道的大段走向和路段，是与殷商通往各地的道路相一致的。殷商筑成的“王道”，素来称得上宽广、平坦、正直③，周人完全没有必要舍前功而另辟新道，且国力也不允许。所谓“观于殷政”，应该包括了效法殷商的路政，只不过周代的交通中心已由殷墟转移到了成周，其“辟开修道”主要是指成周地区交通道路的规度和修治，以与前朝业已建起的交通大网络合成一体。 二殷商道路交通制度 （一）路守据点“枼陮”的规立 古代王朝筑治的交通于道，专为贵族统治阶级政权利益服务，历来受到重视和保护。《诗·周颂·天作》云：“彼徂矣歧，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夷有平坦之意，行为古代道路的专称。这是周统治者申诫子孙要世代保护好平坦的歧道。然早在商代，贵族统治阶级对于其道路交通网络，已相当重视。《逸周书·大聚》记武王灭商后观“殷政”，其中一项就是“辟开修道”，效法殷商的路政。殷商王朝不仅注重道路交通的开辟，还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制度，从而成为后继者的楷模。殷商王朝的道路利用率相当频繁，甲骨文中言往来行止之事多不胜举。如：（1）己丑王不行自雀。（《合集》21901）（2）■行东至河。（《合集》20610）（3）惟行南麓，擒有狐。（《甲》703）（1）记商王是否取雀道出行。（2）贞间取■道东去黄河。（3）言于道之南麓狩猎获狐。又如：丁已卜，小雨，不行。（《佚》415）庚寅卜，翌辛卯雨，王辰行，雨。（《京人》2982）两辞均是卜问出行日的气象变化。当时道路的利用大都涉及征伐大事、方国来宾、出入王命、贡纳、田猎、农耕或外祭，事关王国统治的具体实施。有时路途至遥，力量不达，安全甚成问题。武丁时一片甲骨文云：丙午卜，■，贞呼师往见右师。王占曰：惟老惟夷途。遣若兹卜，惟其遘。二旬有八日匄，王申师夕殊死。（《北美》1）讲的是商王武丁命令师前往右师视察，王判断占卜出现两种兆象。一是谓师年龄高迈，在旅途中会遇顺利平安的；但另一种却谓此卜凶险。结果在26天后的王甲日师遇险，当晚就死了①。26日的旅程，以每日行二、三十里计，则已远距殷都600里左右之遥了。可见当时远途旅行既劳累又危险，生命无保障。《周易·需卦》有云：“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言旅途中身陷泥泞而遭遇盗寇，或投宿遇着坏人而遭劫挨打②。讲的也是旅途上的不安全。为了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武丁王朝之后，统治者设立据点以慎路守。那些常设性的军事据点，称为“枼陮”。甲骨文云：（1）辛已贞，王惟癸未步自枼陮。（《粹》1034）（2）癸亥贞，王惟今日伐，王夕步自枼三陮。（《安明》2675）（3）癸亥贞，王其伐卢羊，告自大乙。甲子自上甲告十示又一牛。兹用。在枼四陮。（《屯南》994）枼陮的设置，以数目为序，编至四站，首站单称“枼陮”，第二站未见，第三、四站分别称为“枼三陮”和“枼四陮”。各站间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从上举（2）（3）辞看，枼三陮与枼四陮的间隔距离有一日之程。如按《韩非子·难势》所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则自首站至四站，可控路段约有200至250里左右，从而形成交通道上有机防范网络。《说文》云：“枼，楄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楄当为牑类。”但甲骨文某应指防御木栅墙或土堞一类人工构筑设施。“枼陮”一般设在于道附近的高丘或山上，《说文》云：“陮，隗高也。”以其设立高处，故又称作“枼京”，甲骨文云：贞王勿往于枼京。（《乙》1215）“京”即指高敞之地，《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枼陮”当设在自然高地。据甲骨文有云：丁亥卜，又于五山，在□陮，二月卜。（《合集》34168）□□□，又于五山，在枼□，□月卜。（《粹》72）两辞同卜一事，残辞互补，枼陮与五山相属，决知枼陮是在山丘或自然高地立木栅或筑土堞，用以慎守险恶路段。晚商武丁以后各王一般都嗜好田猎，往往利用道路交通的方便从事此项活动。道路两侧草莱未辟，时有群兽出没，也就成了田猎的好场所，有一片甲骨文云：“有兕在行，其左射”①，即是记路上遇猛兕。据它辞云：“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过于盂，往来亡灾”②，知商王的田猎还有另一层意义，是振旅以慑远方，向周围方国族落炫耀武力，体现王威。《史记·殷本纪》记武乙竟远猎“河渭之间”，为雷击霹死。田猎道途上有不少与“枼陮”性质不同的过往守所，甲骨文称作“■”，即次的初字，旧说“师所止也”③。《左传·庄公三年》云：“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孔疏：“次亦止舍之名。”知“次”是超出三天里程以上的驻守之所。甲骨文“次”都与各地族落与国的具体地名相系，如霍次、寒次、韦次、永次、宁次、洛次、屯次、召次、齐次、淮次等等，深及远方，并非局促于王都附近，既非商王临时设立，也不太可能由王朝直接委兵常驻其地。它们出现率频繁，决非宿后即废，地方色彩十分明显，平时当归属于各自的族落与国。由此推测，殷商王朝除了在中心统治区内干道上规立“枼陮”的路守据点外，地方族落与国有义务设立驻守之所，以供商王过往寄止的不时之需，或保障王朝远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二）最早的旅舍“羁” 殷商时代，在中心统治区内的干道上，王朝直接建有食宿交通设施，专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寄舍，甲骨文称之为“羁”。其字构形作■，像系马于栅栏意；繁形作■①，从手持鞭，勒马驻止之意更显。羁有过行寄止义。《广雅·释诂》云：“羁，寄也。”《周礼·地官·遗人》云：“以待羁旅，”郑注：“羁旅，过行寄止者。”甲骨文“羁”用为专名，是殷商王朝设立于干道边的旅舍。许进雄先生释羁“可能是驿站一类之特别设置”②，意亦近似。羁与枼陮一样，也是按数目顺序编次：贞至羁。（《甲》1790）至二羁。（《京人》2138）弜至三羁。吉。（《安明》2092）贞四羁，祐。（《甲》199）在五羁。（《合集》28153）羁舍共编至五站，首站也省却一字，与前述路守兵站“枼陮”同，乃当时固有习惯。如它辞云：“惟犬，此雨。二犬，此雨。三犬，此雨。”（《合集》31191），一犬即省称犬。一羁至五羁，次序井然，应是顺道路依次编置的，据甲骨文云：贞羁……五羁……牢，王受又。（《合集》28156）辞有残缺，大意可知。一羁至五羁，自此及彼，由近而远，相互关系明确，各羁舍间应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逸周书·大聚解》谓周观殷政，“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诗·小雅·六月》“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毛传：“师日行三十里。”《管子·大匡》云：“三十里置遽委马。”后一说是指节级递送的驿传之制，在殷商尚未形成这种倒换车马和传者的驿传法，消息一般是由专人传送到底。以当时条件论，“二十里有舍”、“三十里有宿”，比较近乎实际。羁与羁间大体保持在二、三十里距离，则第五羁已距王都百五十里左右。商代道路交通呈中心玉都向四外平面辐射状，如果王都通往四方的各条干道都没有此等羁舍，可以想见殷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方圆直径约为二、三百里。在此范围内的过行食宿寄止，可由工朝专设的羁舍提供便利，过此范围，力量不抵，大概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承担。甲骨文有云：（1）戍兴伐，邲方食……。……千方既食，戍乃伐，■……。（《安明》2106）（2）……食众人于泞。（《合集》31990）（3）丁卯，王其寻牢■，其宿。（《粹》1199）（4）庚申卜，翌日辛，王其■囚■，亡尤。（《屯南》2636）以上（1）辞之邲字，有及、至、临近之义；谓临近某方就食后再行战斗，（2）辞谓众人就食于泞地。（3）辞牢为族氏地名，西周初有“■”尊①，可以为证；谓商王出行巡视，宿于■族之障塞。（4）辞■字，像一人在室中食肉状，有寄止食宿之义；大抵是言商王在路途中食宿于族邦邻地。概言之，殷商王朝的心中统治区约略有二、三百里方圆，在王都周围半径百里开外的干道，王朝专设有过行食宿的“羁”舍，其他各地或出此范围的远地，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提供过往食宿之便。 （三）驿传之制 殷商王朝与外地的消息往来传报，已逐渐建立起驿传之制。当时的驿传，不似后世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一送抵的。吕思勉先生曾云：“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①。甲骨文所见外地消息传报朝中，都直接得之某地来者，不必靠二传三传乃至多传，如：郑夹告。（《天理》159）三日乙酉有来自东画。（《合集》6665）缶其来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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