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夏商人的食粮 黄河中下游的华北中原大地，史前相当早时期人们即进入定居农业生活阶段，农作物主要有粟、黍、大麦、小麦、高粱，个别地区还种植稻，人们生活中的食用粮食就来之这些谷类作物，是当时的主食。所谓“民生在于粒食”①，“神农去陶唐，粒食已千年矣”，“凡粒食，米而不粉者”②，大概是普遍的谷食方法。或因小区域地理环境不同，种植的谷类作物种类也是有所不同的。夏商两代人的食粮品种基本承自史前。可从考古发现作一考察。在晋南夏王朝重要统治区内，襄汾陶寺遗址墓葬出土人骨的碳十三测定数据表明，约在公元前2085年左右，即属于夏纪年范围内，本地居民是以粟（小米）为主食③。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四期的一些灰坑，发现很多炭化粟粒，有一坑内堆积炭化粟类粮食厚达40～73厘米。年代与二里头三、四期文化相当，也在夏纪年范围④。最近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又出土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水稻、谷子、小麦、豆等作物籽实。在安徽巢湖附近的含山大城墩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有炭化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碳十四测定年代距今3600±125年（经树轮校止）⑤，年代约当夏末。据说这一带为《尚书·仲虺之诰》：“成汤放桀于南巢”所在。大体说来，中原地区的夏人，其主食以粟类谷物为主，去皮即今所称小米。位于夏王朝东南地区的一些方国，则有以稻米为主食。夏末成汤放夏桀，有“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①之喻，似亦表明粟为大多数夏人的主要食粮。商代人对于谷物种类的推广播植方面已大大超逾夏代，故其食粮品种也较多。《尚书·盘庚上》有云：“情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旧说“黍为大黄米，稷为小黄米。”②这至少说明商人是以黍、稷为主食。从考古发现看，河北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等商代遗址曾出上炭化黍③。河南安阳殷墟后冈圆形祭祀坑，在坑西南部伴随第一层人架曾发现谷物一堆，另外在所出陶罐内部的腹底和铜鼎、戈上也有谷物的残迹，有些谷物保存较好，能看出其籽粒形态，据观察似为粟类④。在殷墟遗址，据说解放前的科学发掘中还出土过稻谷的遗存⑤。商人种植水稻还可推到更早阶段，郑州商城白家庄遗址中即曾发现稻壳遗存⑥。可知商人粒食品种不单一，特别是同一遗址而有几种谷物出土，正说明了当时食粮的多元因素。在商代的某些方国，食粮也不限于黍、稷、稻米之类。如陕西长武县泾河流域碾子坡遗址，在一半竖穴式房址的壁龛内发现少量炭化谷物，据鉴定，属于未去皮的高粱（Sargham licoloc L.Moench）。据说这里为周人“后稷”时期，约当殷墟文化二期⑦。可知晚商时周族先人还以高粱为食。殷墟甲骨文中记有不少粮食作物，品种何属，众说不一，今把较有影响的几家说法列表如下：上表揭示的困惑点，一是甲骨文谷物类称之同字异体如何确定，尤其是黍、■、来三体的考订，歧见纷出；二是谷物类别与农作物品属如何对号，也是异说多端。但如果不斤斤于名物训诂的旧讼，以直观知识言，粟穗聚而下垂，黍为散穗，麦穗直上，高梁穗直而大，应是识别甲骨文谷类作物的基点。大略说来，学者主张的禾为粟形，去皮是为小米，■为黍形，来为麦之别称，■似田间长高粱形，是可信的。至于■、■，虽为稻类，但品属则不详。商代遗址已出土粟、黍、稻、高粱等遗物，可以增加这方面的认识，后世有将粟、黍、麦、稻。麻之类称作“五谷”者，然麻在商代主要作为纤维作物，殷墟曾出土不少麻布织品和成束麻绳①，麻子则用做药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即发现用麻子入药之证①。今以甲骨文和考古材料看，禾（粟）、黍、麦、稻、高粱称得上是商代“五谷”，是商人的五大粒食品种②。不过，由于商代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之分，谷物也是有贱食和贵重食粮之分的。禾（粟）自新石器时代以降一直是中原地区最频见的主要谷物，甲骨文中禾字又引申为一切谷物的通称，当是一般平民日常生活的普通主粮之故。麦、稻、高粱在商代的种植量大概不会大多，黍不是贱食。上揭裘锡圭先生文指出，在有关农业卜辞里，黍的地位非常突出，提到的次数比其他作物多得多，说明在殷人心目中，黍是最好的一种谷物，主要为统治阶级所享用，一般平民平时是吃不到的。据《诗·周颂·良耜》云：“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孔疏：“《少牢》、《特性》大 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即粟）耳。”贵黍而贱粟，至周代尚如之。黍为商代贵重食粮，极受统治者重视，甲骨文每见商王令臣下或贵妇督众种黍之事③。武丁时卜辞有“贞王往省黍”④、“贞王立黍受年，一月”⑤；省有省视、视察意；立有莅临义，又有置、植之义⑥；两辞均记商王武丁亲往视察黍的生长或黍的种植。黍的农植地名有丘商、商、南（商都之南）、北（商都之北）、敦、庞、龙囿、鲁、■、■、■等等。它辞有记“登黍”，如：丙子卜，其登黍于宗。（《合集》30306）辛丑卜，■，酒黍登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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