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大记》有云：“浴水用盆，使水用枓。”唯勺柄如用玉制者，则专称瓒。《诗·大雅·旱麓》云：“瑟彼玉瓒，黄流在中。”毛传：“玉瓒，圭瓒也。”郑笺：“黄流，秬鬯也；圭瓒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有学者认为，瓒原是一种玉柄铜头的勺子②。传殷墟出土“玉题铭”有“王锡小臣■瓒”③，知晚商已有“瓒”的名物。陕西长安县大原村发现的晚商《乙卯尊》铭有“黄瓒”一名④。又有学者细加辨析，认为瓒形以玉为柄，黄金为勺，用以挹取鬯酒，其以圭为柄的称圭瓒，以璋为柄的称璋瓒，黄瓒是因瓒是黄金勺，故以色称。在商代，瓒是王祼酢宾客的用器①。此说大体可信，但瓒是否以黄金为勺，仍可商，甲骨文中称铜块为“黄吕”，春秋时金文中犹见其称②，证以考古出土实物，似铜为勺头说更适切些。另外又有仿玉之陶瓒柄者。（图25）中原地区早在7000年前已有勺，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早期一批墓葬，曾出7件陶勺，分别放在深腹陶罐的饮食器内，长度14～24厘米不等③。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大型墓葬，年代约当夏代早期，墓内一件彩绘圈足大木盘里，放着一件彩绘木勺，柄长近一米，前联小杯高10、口径9.8、深8厘米④。可知勺在早期主要用于挹粥舀羹，其小型者又兼为进食餐具，其柄长1米的勺，显然是不适合作饮器的。商代后期，铜勺、铜斗在贵族生活中大为流行，尤以用于饮酒场合为多。如上海博物馆藏晚商《■弘觥》，附有一《■弘勺》，前者为酒器，后者可挹而饮之⑤。商代贵族墓葬，除通常随葬以酒器为主体的青铜容器外，又每出铜勺、铜斗。如1931年传出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的，有铜勺一，与觚三、爵一、角二、鼎二、觯二等同出⑥。1957年山东长清兴复河一座出五爵三觚二卣三觯二鼎的墓葬，同出铜斗一件⑦。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发现一墓，出有龙头觥、觚、爵、斝、卣、斗等⑧。殷墟西区M907，除随葬觚、爵、斝、卣、觯、鼎、簋等酒食器外，还出大小铜斗3件⑨，等等。晋西陕北一带发现的商代勺、斗，与上述匕、柶情况一样，也是好以动物为造型，如晋西石楼地区曾出两件铜勺，柄部蛇首带环，通长分别为9、11厘米①。陕北清涧解家沟曾发现一批商代铜器，有鼎、觚、盘、甗、簋、壶、■、勺等，勺通长27厘米，柄尾作曲角羊头形，柄面前后各铸立犬、立虎一只，柄前接一半球形小杯②，构思奇特，与上述延川出土铜匕，同属一格，而为殷墟所不见。殷墟出土勺、斗，其杯主要有筒形和方形两式，大都为圈底，平底不多，柄把头有尖尾形、锁形、平头形、宽尾形等等，柄中部或有兽头饰，有的通体或局部怖有纹饰，大小均具。如60年代于后冈M1墓内发现一件铜斗，通长18.4厘米，筒杯口径2.6、底径2.2厘米，柄作三弧曲上翘，柄尾特宽，柄面腰部铸一兽头③。此为小斗。殷墟妇好墓所见8勺（原释斗），则大了许多，通长在55～66厘米之间，杯径有6厘米上下，杯高有的在8厘米以上，扁平长柄，纹饰也颇华美，重量有2公斤左右④。（图26）如果说小勺、小斗可挹而饮之，则这种长半米以上，又很沉重的大勺，恐怕主要是用来挹酒舀汤，并不适宜直接用作进食餐具。3.刀、削。考古发现的夏商时期铜刀、铜削、石刀、玉刀、蚌刀等等甚多，其中有的可能曾作餐刀之用。（图27）1980年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区发掘的M2墓中，随葬品有铜爵、陶盉、陶爵、陶盆、漆盒等一批饮食器，同出两把单面刃铜刀，短柄的一把长18.4厘米，有环首柄的一把长26.2厘米，尖部上挑⑤，大概曾作切割肉食的餐刀。解放前安阳殷墟小屯发掘的186号墓，出铜刀多件，其中一件置于一张木姐上①，可见是作厨刀用的。甲骨文中有反映食物刀工解剖切割的史实，详后文“夏商烹饪礼俗”节，不另述。4.叉。餐叉又别名毕，《仪礼·特牲馈食礼》云：“宗人执毕先入”，郑注：“毕形如叉。”叉之用，始见于新石器晚期，以甘肃武威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餐叉为最早，骨质，扁平形，三齿②。据有人初步统计，考古发现的餐叉已有64件之多，大部分为骨制，汉代以后又有铜制、铁制者，河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等地区均有发现，以河南洛阳中州路一座战国早期墓所出51把为最多，一般长度在12厘米以上，20厘米以下，有双齿或三齿之分，齿长四、五厘米；汉画像石描绘的有关“进食图”，也每见餐叉之用；元代以后餐叉渐不行③。夏代餐叉尚未发现，商代有之。郑州商城曾出骨叉一把，扁平形，三齿，齿长2.5、通长8.7、宽1，7厘米，齿柄间无明显分界，同出还有一件骨匕④，可见是作餐具使用的。但餐叉之用，在商代远不及匕、柶、勺、斗流行，最盛还是在战国时代。5.箸。即筷子。中国人善使筷子，由来已久，但筷子的今称，乃始于宋代⑤，在此之前，文献中有箸、櫡、■、、挟提、筯等称，而箸的称法最为悠久普遍。箸有竹、木、骨、象牙、铜、银制者等等，金属制品一般比较后起。30年代殷墟西北冈殷墓发现过铜著三双，梁思永先生曾据同出器物推测说：“以盂三、壶三，铲三，箸三双之配合，似为三俎颇复杂之食具。”⑥陈梦家先生则认为，“这俎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盂壶，一种是‘匕’‘铲’，‘箸’皆原有长形木柄。后者似为烹调的用具，其中《出品目录》称为‘漏勺’的‘匕’，则为自鼎取肉之具。”①准此，这种安有长形木柄的箸，视为烹调的厨具比较合适，属于大箸，类似今日厨师在大锅下面条所用的拌挑大筷，尚不是直接用来进食的小筷。目前所知最早的小筷，出自安徽贵池徽家冲，为铜制，一双，长20.3厘米，属于春秋晚期②。湖北随县战国前期偏晚的曾侯乙墓，在随葬的一长方形黑漆食具箱内，放有耳杯16个，木勺2把，竹两双；其用竹片弯成，一端相连，可能是箸的变形③。但不管怎么说，商代既有大著，小箸理应有之，犹勺、斗有大小之分，大者用于挹酒舀汤，小者用为餐具，箸当亦如之。文献有殷人用箸进食之说，《韩非子·喻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淮南子·说山训》均谓：“纣为象箸。”《论衡·龙虚篇》云：“传曰：纣作象箸。”《新书·连语》云：“纣损天下，自箸而始。”如商末纣王用贵重象牙箸进食属实，则应本之于一定的饮食方式，才能出现这种低级向高级、量变到质变的箸质之升华，箸的始起年代可能还要早些。我国先民很早就学会了使用餐具进食的方式，相继有各种匕、柶、勺、斗、瓒、刀、削、叉（毕）、箸等等的餐具、厨具之作，但用手抓食的古习却长时期内沿袭不衰。《礼记·曲礼上》云：“饭黍无以箸，羹之有菜者用■，其无菜者不用■。”汉郑玄注：“■犹箸也，今人或谓箸为挟提也。”由此推之，饭食或其他干食，古人通常用手抓而食之；刀、削用来割碎肉块而食之，《史记·樊哈列传》记“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尽之”，是其晚例。大凡这些食具，质地有异固不待言，形制也有大小之别，实际功用自有不同。如叉（即毕），考古发现的小叉是用来叉取肉食送入口腔的餐具，但《礼记·杂记》有云：“毕用桑，长三尺”，孔疏：“主人举肉之时，则以毕助主人举肉”，如此大毕，叉得起全牲，是用于盛大礼仪饮食场合的礼具，就算不上是餐具了。礼书中还有挑匕、牲匕、饭匕的名物，据说前两者是大匕，专用于礼仪宴飨中的载鼎实、别出牲体，饭匕是小匕，直接用于进食①。这正有助于对夏商之际大小匕、柶、勺、斗以及大著等的实际功用的理解。古人使用餐具进食，大概很早就习惯于使右手。《管子·弟子职》云：“右执挟、匕。”《礼记·内则》云：“子能食食，教以右手。”陶寺龙山晚期M3015大型墓葬，食器餐具的放置位置，中间是一组陶灶、陶斝、陶罐，斝内有猪头，右侧放木豆、木盘和一件木勺，左侧放木俎②。从木勺的放置位置看，墓主人是惯使右手的。《礼记·曲礼上》有云：“凡进食之礼，左殽右■，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郑注：“殽，骨体也；■，切肉也；食，饭属也。殽在俎，■在豆。”此墓左俎右豆，也是颇具后世进食礼的雏型的。另外，从甲骨文看，商代人大体都是先言右，后言左，有“尚右”的观念③，可能惯使右手的进食行为，也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的因素之一。 二等级制的饮食礼器 （一）夏代礼器组合 饮食范畴器具功能的规范和名物辨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构成内涵深化的表征。夏商二代已全面出现炊食并器向炊器和膳食器有所细分的演进趋势，就食器餐具而言，渐有专门的盛粒食、盛肉食、盛菜蔬、盛羹汤、盛酒、储食、饮酌、挹舀、挟取、沃盥等等的器具，名目甚多，类型繁化，各具实效。除广泛使用陶制品外，又有木、竹、骨制等等，原始青瓷器以及稀珍的白陶器、漆器。象牙器，亦已上升为贵族阶级的专享品，特别是青铜容器，自产生之日起，即成为社会等级名分制度的重要物质标志，赋予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特殊的时代意义，被视为“器以藏礼”①的所谓名物礼器。礼器主要使用于贵族统治阶级宴饮或祭祀等各种礼仪场合，从本质上说是“寓食于礼”的具体体现，可以用以表明使用者的社会身分地位和衡量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等级关系的准则。其实在青铜礼器出现之前，器中藏礼的现象即已伴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而日益强化。《韩非子·十过》对此有所揭示：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铏。……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夏后氏没，殷人受之，……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时代愈后，权贵使用的器具制作愈精，器类愈齐备。而尧时已有食器和饮器的陶制品之分；舜时木制髹漆器出现，并被权贵据为专门食器；夏禹则不仅用漆器于祭祀场合，其饮食器具也颇为华美；商代贵族的器用，制作之精美，纹饰之繁丽，造型之奇巧，均臻入一时代的极高境界。可见基于使用者尊显的社会地位，其器中藏礼实不单单限于青铜器，于陶器、漆器或其他材料所制之器亦然。考古发现墓葬中随葬器物的有无，以及种类和数量的差异，每每再现了当时社会的等级礼制。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占总墓数87％以上的610多座小型墓，几乎都无陶器或任何随葬品；占总墓数1.3％弱的9座大型墓，随葬器物可多达一、二百件；占总墓数11.4％强的约80座中型墓，或有数量不等的成组彩绘陶器及少量彩绘木器随葬品。大、中型墓一般均使用木棺，小型墓则仅为狭小的墓圹。其大、中型墓又各分为若干等级，如有一类大墓，出有彩绘蟠龙陶盘、鼍鼓、特磬，成组的炊食陶器，彩绘木案、俎、匣、盘、豆、勺和工具、武器等等；另一类大墓则没有鼍鼓、特磬之类①。有的学者主张，这里可能是为先夏陶唐氏帝尧的遗存②。显而易见，当时葬俗中以器物“明贵贱，辨等列”之礼是严然存在的。陶寺M3015大型墓墓主的右侧，主要放置炊器和饮食器具，其中部是一组陶灶、陶斝和陶罐，斝内盛有猪头；其上方有木豆、大木盘和木勺；其下方有木俎、木匣③。这再构了当时上层权贵生前对灶斯飨的情形。从挹舀餐具木勺置于右面看，进食是惯于使右手的。此墓主要饮食器位于中方，左有俎，右有豆、勺，已具后世进食礼的雏型。青铜礼器的出现始于夏代，目前所知经科学发掘得到的最早青铜容器，出自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有爵、斝、盉、鼎、觚五种。传世品中有一类制作粗疏，薄胎无铭的铜盉、铜角，据说也是这一时期的遗物④。大体均为酒器。据《墨子·非乐上》云：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磐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伪尚书·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缠子》云：桀为天下，酒浊杀人。《大戴礼记·少闲》云：桀不率先王之明德，乃荒耽于酒，淫佚于乐，德昏政乱，作宫高台，污池土察，以为民虐，粒食之民，■焉几亡。有夏一代，贵族统治阶级饮酒之风渐开，青铜礼器爵、盉、斝、觚、角等酒器的出现与此是相应的，唯因生产水平的制约，数量有限，最先通常为陶、漆制品，青铜礼器实承袭陶礼器及漆礼器而来。且举二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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