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墓葬发现以观其概②。（见下页细表）从下页表所列34座二里头墓葬资料可见，当时的礼器组合体现了“食酒并重”的特色，其中陶礼器占主要成分，个别墓并出有漆礼器，然铜礼器是在三期以来才出现，其器类和器型基本不出陶、漆礼器范畴，是一脉相承的。在二期的10座墓中，陶礼器组合以饮食器罐、盆相配占多数，或再加进豆、尊、鼎等，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墓又都配有一套酒器。酒器的组合有五式：（1）爵；（2）觚；（3）爵、盉；（4）爵、觚；（5）盉、觚。表明酒已较多地进入这一时期人们的饮食生活领域，特别是贵族阶层，对酒器质地已颇为讲究，有以漆觚替代陶觚，用以显示其政治身分和社会地位。如81YLVM4，墓室面积2.9平方米，为同期墓较大者，随葬品主要是漆器，在酒器方面，用漆觚配唯一的一件陶■。墓中还随葬一只漆鼓、一件铜铃，以及一面绿松石镶嵌的兽面铜牌饰，十分珍贵，墓主生前显然是社会地位相当高的贵族。此墓又出圆陶片2个，也是同期墓中较多的，这种圆陶片一般置于墓底中部两侧或墓主头部附近，正面涂朱或墨，可能用以表示人的身分高低，反映了当时的一种葬制。三期墓葬13座，随葬礼器虽仍以罐、盆配酒器为主要组合形式，但炊食器种类列入礼器行列明显减少，随葬酒器墓的比重相应提高，酒器组合方式以爵、■相配为多。青铜爵开始出现于贵族墓葬的礼器行列，出青铜爵的75YLVIK3和80YLIIIM2两墓，是这一时期墓室面积甚大的两座，并分别出圆陶片6个和4个，足见墓主身分是很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数量大增，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及商代各地青铜■的流行开了先导。（图28）陶■的外形有瘦高和矮胖的微微区别，顶部伸出一短管状流，单把，流把之间有圆状孔，三袋足。王国维先生曾说：“■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①张亚初同志又进而认为，■的用途主要有六种：一、用水把酒冲淡，调和加工成淡水酒（玄酒）；二、用来和“郁”煮酒，调和加工成香酒（郁■）；三、用来盛酒；四、用来温酒；五、用来饮酒；六、用来盛水、温水与注水盥洗②。从二里头墓葬礼器每以■、爵配套看，这些意见是可信的。表中三期13座墓，■、爵同出的有8座，约占62％，说明夏人确是“湛浊于酒”的，其品酒知味的方式也在不断提高之中。特别是上述两座贵族墓，分别以陶■配青铜爵一至二件，表明了这一时期高生产技术总是优先为贵族阶层追求的高消费生活服务，贵族的饮食享受心态由此可见一斑。四期墓葬11座，随葬礼器组合出现两个极端演化趋势。一是只见炊食器组合，墓室面积大致在1平方米左右，一般无圆陶片随葬，墓主的身分地位不高，大概属于“粒食之民”。另一是纯出酒器组合墓，墓室面积超过上者一倍左右，均有若干圆陶片随葬，墓主生前应属贵族阶层，大体是为“鲜食之主”，青铜酒器出于此类墓为多。如1984年于二里头遗址六区发掘的M11墓，面积1.9平方米，出二套盉、爵，内有一件铜爵，伴出圆陶片多达6个，其中一个尤大，直径6.5厘米，涂有红彩。同墓还随葬漆盒一个，绿松石片镶嵌的精巧兽面铜牌饰一面，又有玉戚壁、玉刀、王圭、玉柄形饰、铜铃各一，以及海贝58枚等，可见墓主是一位社会地位尊隆的权贵。这一时期贵族享有的青铜礼器，种类增多，除爵、斝外，又有鼎、觚、角、盉。（图29）1985年在二里头遗址三区曾采集到铜盉、铜爵各一件，均属四期①。除了酒、食两分的极端化礼器组合墓外，四期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墓，有的是在陶炊食器中加进数件酒器，即《夏书·益稷》所谓“奏庶根食鲜食”，墓主的社会地位多少是与“烝民乃粒”有所区别。如80YLVIM6，炊食器罐、甑配酒器陶盂、铜斝，墓主身分可能力上层平民或一般贵族。有的社会地位可能更高些，如84YLV1M9，随葬礼器以炊食器陶罐、尊、簋，配酒器铜爵、铜斝、漆觚、二陶盉，几乎全括了当时所见酒器器类，质地铜、漆、陶具备，虽表明了“酒食并举”的特色，但“重酒”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孟子》说的“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如果用来形容夏初的社会风气，可能适合，用来喻夏代晚期，则不适宜，因为晚夏贵族集团的大小成员，是均以“美旨酒”为尚好的。前所未见的是，四期墓葬随葬铜器中出现了爵与斝两器相配，以及鼎、斝、觚三器相配的形式，表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的组合，是从二里头四期真正开始的，意味着在贵族阶层的礼仪生活领域，铜礼器有逐渐加速了取代陶礼器之势。 （二）商代的“庶群自酒” 商代人腆于酒，崇饮之风远胜夏代，自王至诸侯臣正，莫不皆然。商王祭先祖，则“既载清酷，责我思成，亦有和羹”①，酒食美味为享礼所必具。《尚书·酒诰》直斥商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西周康王时《大盂鼎》铭，记述了“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的史实。《商书·微子》也再三对商贵族统治集团“沈酗于酒”作了自省。至于商未王纣的嗜酒，文献中说法更多。《史记·殷本纪》言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