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义》引《太公六韬》云：“纣为酒池，迴船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余人为辈。”《说苑·反质》也有“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的形容。《大戴礼记·少闲》称纣“荒耽于酒，淫泆于乐，德昏政乱。”酒食醉饱的生活，为有商一代贵族统治集团里外上下成员所崇尚，而且愈演愈剧，最终蔚为政权败亡的大气候。崇饮亦渐泛滥于商代一般平民阶层，影响整个社会风气，还相应渗透到当时的葬俗方面。据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地发掘材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酒器觚、爵。在总数93g座墓内，出这种礼器的有508座，另又有67座出铜或铅觚、爵，两者共占总墓数近五分之三。其中如编为第八墓区的55墓，竟有49座出陶觚、爵，高达89％以上。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毁；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器的陶礼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②。可见，饮酒之风已深深吹入平民上中下阶层之中。一些中小型墓，尽管随葬器类和数量均不多，墓主生前社会地位较低，也总要与酒发生一些爪葛，随葬数量不等的酒器。这反映了晚商王邑寻常平民的饮食尚好。当然，商代各地的饮食水准既有共性，又与王邑有一定差异。如同一时期的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在18座墓中，有8座小型土坑墓，随葬器物主要是少量陶炊食器或漆木豆，基本以陶鬲、罐、■为礼器组合方式，其中仅两墓又各出铜爵一个，只占土坑墓数的25％。相反，其余10座中型井掉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几乎都有觚、爵、斝、卣等青铜酒器随葬，又每每配以鼎、甗、尊、罍之类的其他青铜礼器，并都出有矛、戈、钺、链之类的兵器，其觚、爵数有一套、两套、三套和五套之别①。可见，前者当属平民中社会身分不算高的，似为中层以下平民；后者应属战士和权贵，包括平民中的上层人物和政治地位高低不等的贵族。如此看来，这里的中下层平民，只有少数与酒有缘，绝大多数是无关于酒的，比殷墟王邑平民间的饮酒风气之盛显得低落得多。但这里的贵族和上层平民腆于酒方面，却又与殷墟王邑相一致。酒进入寻常平民阶层的生活领域，大概商代前期即已发生，唯在相当长时期内限于小部分人范围内，只是到晚商时期才有较大泛滥，其中尤以殷墟王邑为甚。郑州商城城根一带曾发现25座平民的小型土坑墓，有16座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9座中仅2座出陶酒器，只占总墓数8％，一座以爵、斝配鬲、簋、豆，一座以爵配豆②。这表明商代前期平民中饮酒现象十分有限，但毕竟已为后来殷人“率肄于酒”开了先河。不过这一现象并非所有地区都呈上升趋势，也有例外。如河北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二两期总数112座墓中，约占57％左右的64座中小型墓，尽管大都有棺，随葬品始终为一二件陶鬲、罐、盆、碗之类的炊食器；还有约占34％的38座小型土坑墓或有棺墓，几无任何随葬品。凡出酒器的，几乎都用人殉葬，共10墓，占总数8.9％，酒器组合为四式：（1）觚、爵、斝；（2）觚、爵；（3）觚、斝；（4）盉；其中前三式均为青铜礼器，后一式是陶礼器。个别墓配有铜鼎、瓶之类，多数墓又同出一二件陶食器①。显然崇饮之风主要盛行于本地权贵之间，而一般平民中，酒一直没有足以推广的条件。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代贵族统治者之间，崇尚饮酒始终贯穿有商一代，反映到贵族葬制，其随葬礼器从最初时期起，就是“重酒的组合”。曾有学者综合郑州商城、辉县、温县、殷墟等地商中心统治区内77座不同时期贵族墓出土青铜礼器，进行总体考察，得出以酒器觚、爵为核心的组合方式，在商代前期即已产生，一直保持到商末。郑州和辉县二里冈期墓葬，随葬觚、爵的套数有一套至数套之别，还必配其他器类，以配鼎、斝组合为常见。郑州商城个别贵族墓还有以象牙觚替代铜觚者。殷墟各期墓葬，铜礼器种类增多，然觚、爵仍为组合核心，在武丁统治前后，有一墓出40～50套者；此后器类搭配更趋繁化，形成酒器加炊器、食器、盛器、水器和礼乐器的完善组合形式②。有学者认为，食器鼎、簋与酒器觚、爵搭配组合的固定形式，是殷墟三期才出现，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以至鼎、簋组合单独存在的过程③。后又有学者据殷墟二期小屯M18和司空80M539等墓出土材料提出新论，指出这是武丁主政期间铜器组合出现的新变化，早先的觚、爵配鼎、斝，向觚爵配鼎、簋进行转化，就是武丁对商代礼制的新发展①。然以考古发现论，盒被引进礼器行列可早到商代前期，始起于南方，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M2墓，出四鼎一簋，配四爵一觚三斝等青铜礼器，（图30）墓葬年代相当中原二里岗期②。江西新干大洋洲新近发现的大型商墓，出青铜礼器50余件，有鼎、簋搭配卣、甗、鬲、罍、瓿、壶、豆、带把觚等器物者，其组合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墓葬年代为吴城文化二期，相当中原殷商时期③。这表明，以“重食”为内涵的鼎、簋组合，在商代主要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是南方商代文化的一大特色，武丁时期有可能直接从南方吸收这种文化因素，促进本身礼制的深层变化。《诗·商颂·殷武》述武丁史迹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有截其阻。”旧注谓：“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武丁）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④武丁时期与南方地区交通的畅通，为其饮食文化相向反馈提供了条件。邹衡先生最早注意到“商礼”以酒器觚、爵数目区分贵族身分，不同于西周中期形成的以食器鼎、簋作为区分贵族身分重要标志的“周礼”。他以盘龙城李家咀M2商代前期墓为例，指出凡酒器大都置于椁内，炊食器都放在谆外，椁内近棺，椁外远棺，其与墓主人显然存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故早商礼器已经是重酒器而轻炊食器的组合⑤。这一以“重酒”为特色的礼制，至晚商时期仍一而贯之。如殷墟妇好墓，共出青铜容器210件，酒器数量约占74％，以53件觚、40件爵和12件斝为其大宗，单单在墓室北椁内就集中规整放了10多件觚①。山西灵石旌介Ml晚商墓，出青铜礼器23件，内10爵4觚1斝均放在谆内近墓主人头部，食器鼎、簋等则另置在足部。旌介M2晚商墓，出礼器18件，内10爵4觚及鼎、簋一套，均置于墓主人正前方，并以酒器占绝大多数②。河南罗山天湖M1晚商墓，出五套觚、爵，大部分放在椁内头厢部位。另一M6墓，出两套觚、爵，集中置于椁内北端，与三件鼎分开放③。以上现象表明，自商代前期大开的“重酒”之风，一直流行于商代各地大小贵族阶层之间，愈演愈盛，以酒器数表示人的身分地位，正是建立在这种普遍的社会饮食偏好的根抵之上的。文献说商代人“庶群自酒，腥闻在上”，一点也不过总之，肇自夏末的“重酒”风习，在有商一代已深深掺入了“明贵贱，辨等列”的“礼”的时代内涵，在酒进入一般平民生活的另一面，酒器的质量和数量也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④的重要礼制规范，其发展的极端，也必然导致统治者的酒醉沉湎而为政荒怠，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降临，当然也就不可避免。 （三）商代青铜酒礼器的等列现象 商代礼制有以青铜酒器觚、爵套数，辨大小贵族身分地位，序社会政治秩序，学界多有阐述。据新近统计，各地墓葬随葬青铜觚、爵套数，大体分为50余套、10、6、5、4、3、2、1套等八大等列，现择其87例列表于下，以分析这一“器中藏礼”的等级制内涵①。商代王墓均遭盗掘，故未统计入表。上表序号1妇好墓出觚53件，爵40件而配■12件、象牙杯3只，则两数约略同，可视为50余套。墓中青铜容器总数210件，殉16人，礼仪规格极高。据甲骨文所记，妇好生前为商王武丁之妃，极受宠，曾一度出入征战，握有重兵，兼为王室重要将领①。在众多的随葬礼器中，有一件重达138.2公斤的青铜三联甗，由一件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口大甑合成。据实验，三甑若同时正放，则甑耳会互相碰撞，故使用时，或将中间一甑正放甗上，左右两甑侧放，或三甑同时侧放②。这件巨型炊蒸器铸有“妇好”铭文，宛如一座多眼烧灶，可灵活搬动③。这些特征表明，可能直接用于大型宴飨场合，将已煮熟的三种食物在烝上同时温而食之，颇类今之“火锅”进食法。另有一件带“好”字铭的汽柱甑形器，重4.7公斤，汽柱中空镂孔，直透器底中心，上作花开形，据说用时腹腔盛食物，置于鬲上，利用上腾蒸汽蒸而熟之④。不难想见商王室最上层权贵围器宴飨的盛大场面，及妇好生前酒食醉饱的荣华富贵生活。看来晚商王妃最高礼遇，可以享至50余套觚、爵这一等级。序号2—4三墓出10套觚、爵，有10觚10角（相当10爵）和4觚10爵之别，殉人4至1人不等，墓室面积中等，大大低于王妃墓。出10觚10角墓见于殷墟王邑，同出戈、矛、钺、大刀等220件器物，铜镞90Q多枚，青铜武器占极大比重，附近又发现车马坑两座，可见墓主是位政治地位相当高的军事统帅，是王朝的高级权贵。出4觚10爵的两墓见于山西灵石旌介，分属晚商两个不同时期，均出有不少兵器，以及一种长20多厘米的管状手持礼器“策”，用来显示身分；墓主似属方国君主，且享有的总礼器数一代胜过一代。序号5—7三墓分别为6觚4爵、6觚1爵、4觚6爵，因发掘资料欠缺，难作分析，然滕县井亭一墓出青铜容器有16件之多，则这一级别的墓主，要亦属王朝或地方上层贵显人物。序号8—11四墓分别出五套觚、爵或3觚5爵。自商代前期至商末，自王邑及地方均见。在王邑者，其墓面积中型，规模逊于地方，然有5人殉葬，随葬青铜容器总数超出地方，所举小屯Ml8墓，器铭有“子渔”、“侯围”，亦见于甲骨文。子渔为商王武丁之子，常主持王室的重大祭祖，受有封地①。甲骨文有“呼围”，“王令围”，系人名，侯围可能是其封侯胙土之称②。墓主不管为谁，大体应是王室所出重要贵戚人物。在地方者，这一级别的墓主，随葬青铜容器大致在20件左右。盘龙城李家咀M1无兵器随葬；罗山天湖M1出8戈36镞；长清兴复河一墓出6戈46镞及车马器；均不见锁的青铜礼仪之器，这类墓主与商王朝关系相对要疏远些，大体是各地土著族落头目或方国的高级官员之序号12—16五墓，或出四觚，或出四爵，配其他酒器，大致可划归四套等列，随葬青铜容器总数一般为10至20件上下，墓主生前大都握有兵权。如定州北庄子M5，人殉2个，同出7戈2矛6链，铜策1。又如盘龙城李家咀M2，人殉3个，还出5戈7刀2矛1斨等。石楼二郎坡一墓出有戈刀斧所各一。后两墓均发现青铜礼钺两秉，可见这一级别的墓主，既是当地强族的高级军事将领，似又与商王朝保持有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充当着王朝与各地族落方国政治、军事权衡关系中的中介角色，有的甚至可能成为商王朝在其地的重要代理人。至于序号13殷王陵南墓道的陪葬者，享用3觚4爵1斝，则生前身分必非一般，有可能是与商王关系较密的高级近侍卫士。序号17—24共八墓，属三套觚爵等列，均为晚商墓葬，墓室中型偏小，有殉人者四墓，用6至3人不等，平均随葬青铜容器15件左右，但在殷墟王邑者，数量都高于外地，而墓室规模却略低于地方。这种差别应有政区所在位置和经济优势方面的原因，大凡说来，离殷都愈远，墓室面积愈大，礼器数则减，呈反比。据序号21罗山天湖M28墓同出3戈，与上述出8戈的罗山天湖Ml高级权贵墓同属一期，但显然等级要低些。可知这一等列的墓主，属于中等权贵。在王邑的这批中等贵族统治者，殉人早期多而晚期少，大概反映了一种社会演进趋势。出二套觚爵的墓相当多，序号25—52共列举28座，自商代前期至商末各地均有发现，墓室面积10余至数平方米不等。有殉人者14座，最多的用8人，少的用1人，但大多数墓不见人殉。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13件，最少的4件。应注意的是，这一等列的墓，属商代前期者面积均有限，不过是3到5平方米上下的小型墓，殉人用1人；至晚商早期阶段，墓室面积稍大，有上升为8平米左右的中型偏下墓者，殉人数有增至3—8人者；以后这些方面又呈下降趋势。凡商王邑之外的墓，面积有过10平米者。种种迹象表明，这批墓主生前应是一般性贵族成员，组成成分比较复杂，政治身分有所不一，社会经济地位也参差不齐，属于不稳定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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