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不少墓或多或少出有刀、戈之类的兵器，有的墓主生前可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可能是一般贵族子弟，战时则义不容辞要加入战士行列，但也有的似为地方性弱小土著族的首酋。商代更有为数众多的随葬一套觚爵的小型墓，面积大的不过7平米上下，小的不及1平方米，序号53—87共列举35座。仅10座有人殉现象，用人1至2人。随葬青铜容器，最多的为8件，见于殷墟王邑。多数为2—4件。明显比上一类墓低一个等列。这类墓在商代前期未见殉人现象，随葬器物也偏少，至晚期稍早阶段殉人例有增，随葬器物略有加，以后殉人现象又减少，但随葬器物一如此前。另外不少墓单出或同出兵器或生产工具镰、锛、纺轮之类。墓主生前应属末流贵族或中上层平民，有的可能为下层官员或战士。他们中多数人在平时要参加生产劳动，战时要服兵役，代表着自由平民中的主体成分。其所在家族或族氏，早期的经济实力有限，晚期有所上升。其中容或有人因战功等原因，社会地位和政治身分可能有升迁。如序号67殷墟西区M692，葬具有棺有椁，铜器虽仅两件，却同出青铜戈9件，又以2人3狗相殉，墓主至少应是位下级武官。再如序号68一墓，也有棺椁，以1女孩5狗相殉，同出铜戈13件，玉戈、石戈各1件，随葬铜器，在一套觚、爵上有铭“象”字，鼎铭为“执象”。“象”可能是墓主私名，“执”为家族或族氏名，殆以分支家族之长又兼为王朝下级武官中之佼者。序号87定州北庄子M80，一棺一椁，以4狗相殉，同出5戈8镞，弓形器、锛、斧、凿、骨刀各一，可注意者，还加入1木觚和1铜策，似表明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已向上一等列靠近。要而述之，建立在“重酒”社会风习基础上的商代酒器觚、爵的礼器名物配使，笼罩着深刻的政治色彩，是以一种金字塔结构式的等级制为其重要表征。自商王之下，使用者所能享有的觚、爵套数，至少可分为八大等列：其一是王室最上层权贵和受宠王妃，能享至50套以上者；其二是殷商王朝的高级权贵或军事统帅，以及各地方国君主，能享10套之多；这两个等列，大体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最顶端。其三是6套的使用者，身分可能为王朝或地方的上层贵显。其四是5套使用者，基本属于商王朝受有封地的贵戚，或族落方国的高级官员。其五是四套使用者，有商王高级近侍卫士，以及地方强族或方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后者或因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其政治身分和权力甚至有超逾社会地位显尊的第三、四等列的人。这三个等列代表着金字塔结构的次顶层。其六是中等权贵，一般享至3套，王邑与各地基本一致。其七是为数较多的2套享用者，属于一般贵族之列，有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等武官，有的是一般贵族子弟，有的是地方弱小土著族的首酋。这批人大致处于金字塔结构的中间层。其八是众多的一套使用者，大致属于末流贵族或中上层自由平民，代表着金字塔式等级制的庞大下层，其中有的人身分为下级武官或战士，有的为支族之长，有的是人身比较自由的生产劳动者。当然这一等级制结构的金字塔，其基座是广大下层平民，包括奴隶，青铜酒器与他们无缘，至多能使用几件陶酒器，见上节所论，不赘述。《大盂鼎》说的“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正间接揭示了商代等级制的酒食礼俗。 ① 《太平御览》卷833引《周书》。 ② 同上引《吕氏春秋》。 ③ 《考工记》。 ④ 《吕子校补》。 ⑤ 《我国一万年前陶器残片出土》，《新民晚报》1990年11月1日。又《读者参考丛书》，学林出版社，1991年，115页。又《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⑥ 《石灰岩地区14C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和仙人洞遗址的年代问题》，《第一次全国14C学术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84年，98页。 ⑦ 参见陈旭：《中原古代陶器初探》，《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又赵清：《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炊器之演变》，《中原文物》1988年1 期。 ① 《宝鸡市福临堡遗址1984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7年6期。 ② 《青台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上半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7年1期。 ③ 安家瑗，《擂钵小议》，《考古》1986年4期。叶文宽：《擂钵源流考》，《考古》1989年5期。 ④ 参见郑杰祥：《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203、207～208、217 ～220页。 ①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22～23、38、80、128页。 ② 参见严文明：《夏代的东方》，《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174页。又参见，《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204～236页。 ③ 参见《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7年，61～67页。 ① 林向：《殷墟卜辞中的“蜀”——成都平原商代遗存初析》，《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② 《江西新干发现大型商墓》，《中国文物报》1990年11月15日。 ③ 参见《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④ 参见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出版社，1988年，250页。 ⑤ 《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1期。 ⑥ 参见上注④。又《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1期。又参见孙淼：《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448～451页。 ①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13、216页。 ② 《前》6·45·8。 ③ 《京津》2120。 ④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⑤ 《甘肃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学报》1982年2期。 ⑥ 同上注①，205～206、213页。 ⑦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111页。 ⑧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213页。 ①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56页。 ② 《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③ 《殷墟发掘一商代贵族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1月20日。 ④ 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年2期。 ⑤ 《乙》2762。 ⑥ 《仪礼·特牲馈食礼》。 ①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 ② 《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79年，图版八八，图版说明13～14页。 ① 毛燮均、颜訚：《安阳辉县殷代人牙的研究报告》（续），《安阳殷墟头骨研 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130页。 ② 张亚初：《记陕西长安沣西新发现的两件铜鼎》，《考古》1983年3期。 ③ 《佚》895。 ① 《摭续》183、《怀特》1402。 ②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4期。 ③ 《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1期。 ④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⑤ 《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2期。 ⑥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28、48、98、145页，又图版四、一五、二六、六一。 ⑦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 ⑧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135页，又图版八九：1。 ① 《延川出土商代铜器》，《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24日。 ② 《陕西绥德墕头村发现一批窖藏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2期。《清涧县又出土商代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石楼后蓝家沟发现商代青铜器简报》、《文物》1962年4、5期合刊。《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72年4期。《山东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期。 ③ 《山东平阴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 ④ 《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25页，又图版拾贰：图16乙。 ① 《殷墟妇好墓》，104、150、206、207页，又图版六八：3，一二七：1，一七九：1。 ② 连劭名：《汝丁尊铭文补释》，《文物》1986年7期。王慎行：《瓒之形制与称名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 ③ 《佚存》，唐兰序，3页下。又陈邦怀：《记商小臣■玉》，《天律社会科学》1984年2期。 ④ 陈贤芳：《父癸尊与子尊》，《文物》1986年1期。 ① 李学勤：《沣西发现的乙卯尊及其意义》，《文物》1986年7期。 ② 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③ 《河南密县莪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④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⑤ 《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附册，图一六。 ⑥ 《山东益都苏埠屯出土铜器调查记》，《中国考古学报》第2册，1947年。 ⑦ 《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4期。 ⑧ 《山西吕梁县石楼镇又发现铜器》，《文物》1960年7期。 ⑨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山西石楼新征集到的几件商代青铜器》，《文物》1976年2期。《山西石楼褚家峪、曹家垣发现商代铜器》，《文物》1981年8朋。 ② 《陕西绥德发现和收藏的商代青铜器》，《考古学集刊》1982年第2集。 ③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43页，又图版六三：13。 ④ 《殷墟妇好墓》，89～91页，图版五九、六○。 ⑤ 《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① 石璋如：《殷虚墓葬之四：乙区基址下下的墓葬》，台北，1976年，52～68页。 ② 《甘肃武威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图版四：6。 ③ 知子：《中国古代餐叉考索》，《中国烹饪》1986年1期。又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期。 ④ 《郑州第五文物区第一小区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5期。 ⑤ 参见陶文台：《中国烹饪史略》，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88页。 ⑥ 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展览会出品目录》，见《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五年一月至六月）》转载，《燕京学报》21期，1937年，289页。 ① 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22、25页。 ② 《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8期。 ③ 《随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7期。 ① 参见王仁湘：《中国古代进食具匕箸叉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3期。 ②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③ 参见拙作《论古代甲骨占卜的“三卜”制》，《殷墟博物苑苑刊》创刊号，1989年。 ① 《左传·成公二年》。 ①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6期。 ② 参见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1期。 ④ 参见张长寿：《殷商时代的青铜容器》，《考古学报》1979年3期。 ① 《太平御览》卷九八○引。 ② 此表资料来源据：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考古》1976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111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1982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2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4期。 ① 王国维：《说■》，《观堂集林》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152页。 ② 张亚初：《对商周青铜■的综合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①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147页。 ① 《诗·商颂·烈祖》。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7—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① 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 ②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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