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回顾和现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以中国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运作事象作为研究系列，透过其千姿百态的经穿纬插网络，可给人们以察古鉴今的启迪，其烛精剖微的方法论和多棱凸现的视角，又每每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考古学等，有着貌合神离的吻接关系，构成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性质的专门史，一门缤纷流华的专门史。这门富态的学术专史，在中国兴起，只是本世纪20年代以来事。但是中国古人意识中，早已有关重社会生活的传统心态。如传为春秋时孔子辑集的《诗经》，采诗以观民风，广泛进入社会深层结构，容有大量先秦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素材，凡邑聚分布迁移、族氏家族组织、衣食住行、劳动场景、男女恋情婚媾、祀神祭祖、风尚礼俗、娱乐教育等等，均有披露。至如形成于西周的筮占书《周易》经文①，还录有原始婚俗遗风及上古人们生老病死、社会构成、商旅交通、人际交往、穿着时尚、卫生保健、行为观念、宗教信仰、盗劫内江、水旱灾害等社会生活资料。《十三经》中的《礼记》、《仪礼》，对古代社会的宗法制、庙制、祭法、丧葬制、婚规婚礼、亲属关系、生儿育女、养老教子、起居仪节、服饰等次等等，作了繁褥纳范，直可形容为贵族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采的历史演进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有机部分，也未尝不可。唯开宗明义以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史观，对古代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的宏、中、微观研究，则在本世纪内才掀起。较普遍的看法，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本世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文新资料的出土和新兴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建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大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换言之，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本世纪2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意改变的机械框架。这已关及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不少人对中国的具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入考察，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①。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具体从事于历史上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有张采亮《中国风俗史》（1915）、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1925）、陈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1929）、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等。其中瞿兑之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顾颉刚先生曾为作序，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活矣”，可知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齐驾并驱，研究的内核外延大致是清楚的。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出，有陈钟凡《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1923）、陆渊《〈诗经〉妇女观》（1924）、汪震《〈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1925）、汪章才《周代丧制概略》（1925）、迈五《从殷虚遗文窥测上古风俗的一斑》（1925）、张世禄《〈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1926）、江绍原《中国古代的成人礼》（1926～1927）、程憬《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1929）、马元材《卜辞时代的经济生活》（1930）、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30）、牛夕《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1931）、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温丹铭《殷卜辞婚嫁考》（1933）、黎征赋《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1933）、裴文中《旧石器时代人类葬仪之研究》（1933）、龙非了《穴居杂考》（1934）、丁道谦《〈诗经〉中的妇女社会观》（1936）、蒋大沂《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1940）、胡厚宣《卜辞零简》（1941）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1944）、徐中舒《结绳遗俗考》（1943）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49），等等。这些大大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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