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居宅和邑聚 人类在适应、控制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进程中，最富有创造性意义的一项成果，是居宅的发明。人们通过建造居宅，把自身很大一部分社会生活与大自然隔离开来，有效地提高了对付自然界风雨炎寒气候变化和野兽蛇虫侵害的能力。居宅的蔽荫功能，既保障了人身的生存安全，也为消费生活的改善奠定了基础。《说丈》云：“宅，人所托凥（居）也”；《玉篇》云：“人之居舍曰宅”。人们的饮食宿息、婚姻家庭、生儿育女、交往言谈、崇尚追求，以至有些生产活动等等，很多是在居宅这一生活场所中展开的，居宅成为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 一史前的居宅 人类初始，不懂得建造居宅住屋，或利用岩荫和天然洞穴作为栖身之所，如史前人住过的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河南安阳小南海北楼顶山洞穴、江西万年仙人洞穴、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等等，地理分布南北皆见，是比较普遍的事象。也有过在树木之上栖息的，文献每有描述，如《庄子·盗跖》云：“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韩非子·五蠹》有类似之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号曰有巢氏”。大概最初只是直接缘树叉栖迟，后来才发展为“构木为巢”，利用树枝搭出了简单的树屋。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经验积累和建筑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创造居住条件的工具之不断改进，地穴式、半地穴式、窑洞式、地面式、土台式、干兰式等建筑形式不一的居宅相继出现了，其造型变化也导入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迂回曲折的渐进过程。居住条件的变革这一事象，古人早已指出。《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墨子·节用中》说：“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淮南子·主术训》说：“民有掘穴、狭庐所以托身者。”《汜论训》说，“古者民泽处复穴，……圣人乃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淮南子·修务训》说：“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吕氏春秋·召类》说：“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岭外代答》说：“结栅以居，上设茅屋，下豢牛豕。”这里不仅对史前居宅从地下上升到地上、从巢居到发明架空于地面的干兰式建筑诸发展进程作有总体勾勒，而且也揭示了史前居宅多洋性的事实，但同时又证明，筑土构木、上 栋下宇等特色始终是我国建筑造型的主流。史前居宅形式多样性的形态，是与自然环境的差异紧密相关的。黄河中上游的黄土地貌，具有土层单一、胶结紧密、粒度较细和垂直节理极为发育的结构，经流水侵蚀及其它地貌营力作用，造成了以塬、梁、峁为代表的沟深坡陡、沟壑纵横的景观①。这里的原始居民通常在沟壁横向打洞，筑成窑洞式穴居住宅。如甘肃宁具阳坬遗址②和宁夏海原菜园村遗址③，均发现了4000年前的这类居宅。甘肃镇原常山遗址还发现一种由门道、门洞、住室、顶盖四部分构成的地穴式住宅，门道和门洞是在黄土中挖成，住室呈袋状，打破地表，口小底大，再立柱敷设草泥顶，外观似一扁圆形土丘④。乃属于窑洞式穴居住宅的变异。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雨量充沛，地下水位较高，比较流行干兰式居宅⑤。人们通常先在湿地上栽桩安柱，再在其上架大小地梁，铺上木板，筑成高出地面的木构房屋⑥。浙江河姆渡遗址曾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干兰式术构长屋三座。在华北沿海区和中原地区，居宅的演进基本表现为穴居住宅、地面筑室、土台建屋三个发展阶段，穴居住宅以挖入地下的竖穴土坑作为居住空间，以坑壁作为墙体的一部或全部，顶盖有木架结构，据穴坑的深浅又可分为地穴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从考古发现资料看，半地穴式住宅远比地穴式住宅多得多，更具有普遍性，出现的时代可早到8000年以前。大体说来，半地穴式住宅由圆形向方形转化，似乎更能反映出当时建筑技术经验的提高和深化。圆形半地穴式住宅面积一般都在十几千方米以内，方形半地穴式住宅面积往往有几十平方米，像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西安半坡遗址等甚至发现有达百平方米上下的方形半地穴式住宅，可称之为5000年前这类住宅的杰作。居住空间容积的增大，木架空间结构的营造工艺水平的提高，墙体有了更大的荷重力，因此人们创造出了穹形顶、攒尖顶、一面坡顶、两面坡顶、四面坡锥体顶等等，屋顶外观颇为多形多姿。不过，原始居民选择何种形式的半地穴式住宅，固然与当时建筑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恐怕与某一地域的生活习俗和崇尚心理也是分不开的。陕西宝鸡北首岭聚落遗址，发现50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地穴式住宅，绝大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只有1座为圆形①，仅占2％。时代晚得多的河南汤阴白营聚落遗址，在发现的63座龙山文化时期房址中，地穴式、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均有，但只有1座呈长方形，而圆形或椭圆形者占到98.41％②。时代不同、地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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