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纲目》《通鉴》仿《左氏》编年体，虽创于温公，然温公以前已有为之者。晋时习凿齿已著《汉晋春秋》，刘宋时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元魏时张始均改陈寿《魏志》为编年三十卷。唐时裴光庭引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自战国讫隋，表请天子修经，光庭等作传。又太子詹事姚康撰《统史》三百卷，上自开辟，下讫隋朝皆编年为之。柳仲郢之子璞，著《长祚长历》一书，断自汉武纪元为编年，闰位者附于左。萧颖士谓仲尼《春秋》为百王不易之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训，乃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书魏高贵乡公之崩，则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书梁敬帝之逊位，则曰陈霸先反。此皆在温公之前，则《通鉴》一书亦有所本。观颖士书法，则并开朱子《纲目》之体例矣。
《纲目》书法有所本《通鉴》书三国事，犹承陈寿之旧，以曹魏继汉为正统。至朱子作《纲目》，乃始改蜀汉继献帝。然习凿齿《汉晋春秋》早以蜀汉为正，其著论云：“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不足，有静乱之功则孙、刘鼎立共王，秦政犹不见叙于帝王，况暂制数州之众哉！”此又朱子所本也。（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书云：周、秦、汉、晋、隋、唐皆尝混一天下，其馀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诸国，地丑德齐，不参相一，皆用列国法。刘备虽承汉，然族属疏远，是非难明，今并同之列国，不得以汉光武、晋元帝为比云云。是温公修《通鉴》时亦未尝不斟酌于正闰也。）《纲目》于唐中宗之废居房州，每岁首必书“帝在房州”，虽朱子特笔，然唐人沈既济亦已有此论，谓汉高后称制，独有王诸吕为负约，无迁鼎革命事，矧其时考惠已殁，子非刘氏，故不得已而纪吕后，议者犹谓不可。今中宗以初年即位，季年复祚，虽尊名中守，而天命未改。《春秋》岁书鲁昭公出曰“公在乾侯”，示君虽失位不敢废也。请省天后合《中宗纪》为一，每岁首必书在所以统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是此论实发自唐人也。又朱子《纲目》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亦不自朱子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公修《唐书》作《武后纪》，依前汉例也。天授以后，唐虽改号为周，而史不以周称之，盖黜之也。朱晦翁病其唐经乱周，史遂有嗣圣二十四年之号年之首，书曰“帝在某”“帝在某”，盖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细书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曰“武氏垂拱”，天授则曰“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也。但武氏既革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矣，无唐则无帝矣。同一疆域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矣，岂无窒碍乎？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云云。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紊矣。然律以《春秋》书法，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书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多有谬误者，今摘于后，以资考证。
贾举《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崔杼之乱，一时有两贾举：侍人贾举，崔党也；从死之贾举，庄公所嬖也。《左氏》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皆死，明其不两贾举也。。《通鉴》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削之，直云“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遂弑之，贾举等八人皆死。”则两贾举几于无别矣。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使其可省，《左氏》岂好为重累之词哉！
侠累、韩一人两书《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杀韩相侠累。《分注》载严仲子使聂政刺之。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其君。分注载哀侯以韩为相，而爱严遂，二人相害，遂刺于朝，并中哀侯。按《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则侠累即韩也。岂有一人之身，而聂政既杀之于前，严遂复刺之于后耶？考《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聂政杀韩相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哀侯立。六年，韩严弑其君哀侯。是使聂政杀侠累者严遂，而弑哀侯者韩严也。两事相去且二十六七年，《通鉴》及《纲目》何以既书“盗杀侠累”，又书“韩严遂弑其君”，不且合两事为一事耶？盖《纲目》之误因《通鉴》，《通鉴》之误因史迁。《聂政传》谓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乃使政刺杀侠累于其府中。而《史记》之误，又因《国策·韩傀相韩篇》：东孟之会，聂政直入杀韩傀，傀走抱哀侯，政并中哀侯。《韩非子》亦云严遂使人刺韩于朝，走抱君，遂并刺哀侯。此《通鉴》、《纲目》所本也。然《史记·韩世家》烈侯三年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十年而卒，则政杀侠累并未杀君也。《国策》韩人攻宋篇又云：聂政刺相兼君，许异蹴哀侯而殪之（谓使其君伪死以免祸）。是故哀侯为君，而许负终身相焉。夫哀侯被杀即卒，而子懿侯立，许异又于谁之世而终身为相哉？则《国策》实误以烈侯时事而实之哀侯也。政刺韩傀时并中烈侯，许异蹴烈侯使之佯死以免难，其时烈侯实未死，又在位十年，故许异终烈侯之世常为相。其所以误系之哀侯者何也？《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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