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庄、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皆名家。景通，晋陵人，与弟俱精《汉书》，时号大秦君、小秦君，学《汉书》者非其所授以为无法。此又师古同时之精《汉书》者也。又房玄龄以师古注太繁，令敬播撮其要为四十篇，后王勃以师古注多误，又作《指瑕》以摘其失。
《后汉书》一《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是以范蔚宗易于藉手。其先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及光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伏无忌、黄景又奉命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单于、西羌、《地里志》，边韶、崔、朱穆、曹寿又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一百十四篇，号曰《汉纪》。熹平中，马日、蔡邕、杨彪、卢植续为《东观汉纪》，吴武陵太守谢承作《后汉书》百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薛莹作《后汉纪》一百卷，泰始中秘书丞司马彪始取众说，首光武至孝献，作《续汉书》。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汉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作《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宏作《后汉纪》三十卷，宏自叙所采书除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外，尚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及诸郡《先贤传》等书。是后汉之纪载不下数十种。成书既多，采择自易，兼有迁、固为之成式，益得斟酌，以求至当。如改《外戚传》为《皇后纪》，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术、列女、宦者诸传，皆前史所未及，而实史家所不可少者也。其自负谓传论皆有精意深旨，循吏以下及六夷序论实天下之奇作。然其编辑亦多所未当。如郑康成一代大儒，郑兴、贾逵亦深于经学，乃不入《儒林传》。兴、逵仕于朝，有事迹可纪，入之列传犹可也，康成屡征不仕，不入之儒林而编为列传，可乎？卓茂、鲁恭、郭、张堪、廉范，皆以吏绩著，而不入之《循吏传》。或以其官不以吏终也，然班书《循吏传》黄霸不尝为丞相乎？朱邑不尝为大司农乎？阳球奏诛宦官王甫等，刚正嫉恶，不避权势，自当与李固、杜乔等同传，乃列之酷吏，可乎？既有《逸民传》矣、孔休、刘宣诸人避莽不仕，蜚Т终身，何以不列入，而仅附于《卓茂传》之末乎？既有《方术传》矣，而《杨厚传》通篇皆叙其占验之精，又何以不入之方术乎？光武起兵年二十八，明年为更始元年，又明年为更始二年，又明年而光武始即帝位，是年三十一矣；在位凡三十三年，则光武应是六十三岁。而本纪乃云六十二岁，误也。《虞诩传》：中常侍张防擅弄威柄；诩劾奏，反为所诬，下狱拷掠。宦者孙程、张贤知诩无罪，乃奏白其冤。时防在帝后，程即叱曰：“奸臣张防，何不下殿！”则程乃宦寺之贤者，此事至今凛凛有生气。程既另有传，此事何不载之本传中，乃反详于《诩传》乎？《徐犀稚传》：陈蕃为豫章守，请犀署功曹，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犀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陈蕃传》则云：蕃为乐安太守，郡人周ギ高士，前后郡守皆不能致，惟蕃能致焉，特置一榻，去则悬之。而叙蕃守豫章时，略不及徐犀事，何也？又《陈蕃传》：小黄门晋阳赵津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质案其罪杀之，则此乃刘质事也。而《王允传》云：允为郡吏，晋阳赵津放恣，为一郡患，允讨捕杀之。则又作王允事矣。盖是时质为郡守，允为郡吏，共成此事，而传不晰言之，竟似两事矣。又“十志”乃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百官及舆服志，是矣，刑法、艺文亦史之所当载者，乃不为作志，则东汉之刑名及诸人著述于何考乎？此又补注者之失也。
《后汉书》二史迁于各纪传后有太史公论断一段，班书仿之，亦于各纪传后作赞，是班之赞即迁之论也。乃范书论之后又有赞，赞之体用四字韵语，自谓体大思精，无一字虚设，以示独辟，实则仍仿《史记》、《汉书》末卷之叙述，而分散于各纪传之下，以灭其踵袭之迹耳。不知《史》、《汉》之叙述，篇各有引词，所以自明作书之本意，云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书因之，又谦而改作为述，亦所以明作某纪、某传之意，故论赞之外，以此系之于卷末，不嫌复也。范书之赞，则非为此，但于既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作韵语耳，岂不辞费乎！
《后汉书注》《后汉书注》，乃唐章怀太子贤集诸儒张太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共成之，见《唐书·章怀太子传》。按梁时有王规，尝辑后汉众家异同，注《续后汉书》二百卷。又刘集后汉同异，注《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后汉书》九十卷。则唐以前注此书者已多，章怀注盖又本诸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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