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杂讲了一通。说是文化漫步，其实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因为我本来就没有系统。我这里先讲的是绘画这一部分，待一会儿我再谈文学。（掌声）
[场休息]谈文学
我谈文学也不是从理论上来谈，我仅仅是说我体验过文学的这种生活。我也很放肆，几十年来，我搞过音乐讲座——我五线谱都搞不清楚的，（哄堂，掌声）我还开过拳击和摔跤讲座，（哄堂）也讲过地质学、林学和昆虫学。所以我今天谈文学同上述的讲话一样，都是不作准的。为什么不作准呢？我早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申明过我的局限性。老实说，我所依仗的力量是“童叟之言，百无禁忌”。在各位专家面前放肆，放了一些童叟、幼稚、木呐的论调，相信不啻会得到原谅，甚至还希望得到喜欢。
文学在我的生活里面是排在第一的，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我一生的70％的时间部花在木刻上，在学校，我教木刻。为什么我喜欢文学，喜欢雕塑，而绘画摆在最后呢？因为绘画可以养活前面三样行档。文学也好，雕塑也好，都养不活自己的。（掌声）等我积蓄上可以的时候，就可以搞文学，搞雕塑——费钱又费时间。文学，一支钢笔就行了，但是稿费太少了。（掌声）文学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我在意大利家里的三楼写文章，写到得意的地方，哈哈大笑。我女儿就问我你笑什么？我说写到了得意的一段，是关于家乡的事情。文学让我得到了很多的自由。我不相信别人能给我自由，我相信自己给的。我相信科学，政治讲科学，也就民主了。
我的第一篇文学“著作”，是70多年前写在故乡老家新房子的窗板上的。大概是五岁还是四岁。全文是：“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旁边还画了儿个京剧的脸谱。（掌声）“稿费”很丰富，挨了一顿痛打。（哄堂、掌声）新木的房子用墨书写起来，简直“入木三分”，书法酣畅，所以70多年后的今天还留在那里。房屋的板壁是我背负的文学的十字架的那种神圣感的纪念。好些朋友问我，为什么写东西不用秘书，不用录音和电脑？我不明白写文章用秘书用录音机用电脑，怎么还能写出来。或许将军和老革命家叙述回忆录的时候需要秘书，文学是不行的，它有文字语句的讲究，有上下旬音韵的节奏，有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情调和气氛，它不能光是讲故事，它要进入情境进入角色，要集中精神，鸦雀无声地促涌出来。要是有第二个人坐在旁边，那就受到干扰了。有一位陈恕先生，他在介绍《尤利西斯》的时候，说乔伊斯的文笔：“在文学上精心推敲，使得每一个字都有音乐的韵味。从结构上说，人物，语言和主题的陈述、再现和发展，酷似一首交响乐。此外，他还模仿音乐、声乐和乐器，精巧处理字和音节，节奏形式都是以声乐配置而精心设计的，元音、辅音、短语和节拍，经过细心安排，使之达到听觉的效果，高音及音色都和木管、铜管、打击音乐相谐调，传到听众的耳际和脑际，变成和谐音乐。他对中心赋格的处理，使行动的叙述部分，编辑在精心设计的重复的旋律中。”也就是说，他在写东西的时候想到的是音乐，音节，文字的排列。我喜欢讲究的文学，喜欢有许多层次的音乐背景的交响乐式的文学，所以有时候我故意找所谓的背景和层次来欣赏，我也如此这般地看待现实生活与人物。这是一个讲故事的开场白，底下的文学就是故事了。
“文革”以前，我跟人在邢台地区搞“四清”，地委书记叫做贺耀明（音），常常给我们作报告。他的报告虽然长，但是不讨厌，有不少精彩的揷话和故事。他说了这么一个故事：地委大厨房有一个70多岁的老炊事员，是个老共产党员，没有文化。解放前让国民党抓去受尽了酷刑，就是拒不招供。国民党行刑的人问他：“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他说：“是。”“那么你清楚你的领导是哪一个吗？”他说：“清楚啊。”“你了解你的组织活动吗？”他说：“我怎么不了解，当然了解呀。”“那么好吧，把你了解的都说出来，我们就不再让你受刑了。”他说：“上级交待过不让说！”（掌声）后来他还在做炊事员。他没什么文化，不需要像李玉和那样，一边唱一边讲道理，就是那么简单地把自己的基本理念说出来了。
1959年我带了一个聪明而又逗皮的学生——现在他已经是老教授了，原来在长沙，现在在哪里我不清楚了——回到凤凰，督促他搞毕业创作。他原本搞得很随便，画几笔，弄几个铜版画，将他在电影学院里的女朋友像当作毕业创作。我很生气，就强迫他跟我一起回到我的故乡凤凰。住在我家。几天以后，我就和本地一个美术青年陪着他到乡下总兵营去。总兵营在离凤凰70多里地的高山上，出发的那天下着大雨。出城之后溯江而上，到了堤溪。堤溪是我小时候逃学的重点风景区。（掌声）河两边是悬崖，掺杂着竹林和马尾松林，山腰以上是大的树木，太阳要到中午才照得到这条河流。河浅而宽，以树杂着无数石条，直到彼岸的称为跳岩的设备过渡行人（解释：这个听得懂吧，石头竖着，人踩在上面一个一个过河的），两边各有小码头，是远乡赶集必经之道。雨下得大，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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