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文化与商业结欢，起先耳鬓厮磨，随后肌肤相侵，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中国，古往今来，就属知识分子活得最累，他们酷似两千多年前那位坐在家里担心天穹会一朝倾塌的杞国人，总是疑虑重重，忧心忡忡。姓“商”的财大气粗了，姓“文”的就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被贬为丫环仆婦，连姬妾的地位都将不保，从此要低声下气，摧眉折腰，殊不知，这般诚惶诚恐纯属庸人自扰。姓“商”的固然大名赫赫，威风凛凛，豪迈得脱口就“秀”。“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广，但他同样也有软肋，即所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若单论姿首，“文”家有女，堪称尽态极妍，无人能出其右。淡扫蛾眉的文化被纵情声色的商业视为尤物，这是可幸还是不幸？他们究竟是陌路怨偶，还是良缘佳配？
某些智者认为，表面看去，文化之冷艳与商业之热和冰炭不同炉，然而，冷艳者说不定更喜欢热和者的体贴，喜欢有人来托举她，让她唱云间之歌，作掌上之舞。当今时代，万千行业都已纷纷委身于商家，硬要蒲柳弱质的文化守身如玉，道理何在？余秋雨是真正的高手，一旦商机乍现，他就能像优秀的守门员那样将大力射来的皮球牢牢地抱在怀里。他曾在公开场合不只一次地讲过：妨碍文人极限发展的最大死敌是其自身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清高。此言曾让不少读书人如食苍蝇，深感不快。必须承认，余秋雨的目光的确湛亮如斧，在“流氓文化”（好厚黑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现实社会里，只有像他那样虎虎生风的土类，才能吃通和通吃。一部分“马作的卢飞快”的中国文人率先抛弃“崇高”和“清高”的辎重之后，好不舒爽，但可疑的是，这些如虎添翼的智者正在奔向何方？
照例，商家一通热闹的开场锣鼓，引出文化登台亮相，具体到人，这戏是由张三唱，还是由李四唱，或是由王二麻子唱，效果截然不同。即算商业包装做得美轮美奂，也不过帮衬帮衬而已，若是唱戏的人没有足够的底气，仍难免穿帮。
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不甘落后于大时代，基于学术交流和文化普及两方面的深谋远虑，挺身与湖南经济电视台合作，在南宋大学问家朱熹和张(木式)会讲的忠孝廉节堂专程辟出讲席，春夏秋冬接引海内外学界巨子来此剧谈我见我识，迄今已办两期，率先升坛的是大陆的余秋雨，继而登墀的是海外的余光中。近年来，文学界有些喜欢侈谈“大文化散文”的高蹈派分子常饶有兴致地将“二余”相提并论，这种过于热心的生拉硬扯似乎并未使当事人感到多么愉悦。真要客观地评价，先须撤清水面上的“油层”，两人的才华、学识和成就究竟是在伯仲之间，还是相去甚远？这回天赐良机，我可以近距离好好打量一番了。文化洗礼与人文关怀
七月流火，大地上燥热的身心都在期盼凉秋的到来，适逢其时，余秋雨恰如施洗者约翰自远方翩翩而至。老实说，我起始就为他捏了一把冷汗，作为50年间在忠孝廉节堂公开布道的第一人，他的文化底蕴究竟够不够深厚？这是一个问题：嗷嗷嘈嘈的听众期望甚高，他能不能满足他们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我很佩服他敢作出头鸟，敢向“枪口”上撞的这份勇气。
天公有心凑趣，无意搅局，主讲者既然是秋雨，天公便以夏雨应之，湖湘学人露天而坐，虽然被浇了个周身透濕，倒也随遇而安。400人的场面，多出百多个空位，可谓美中不足，事后，有促狭鬼搬照书院中的那副名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嘲之为“于斯为剩”，只易一字，尽得噱头。
毕竟是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这场别出心裁的讲学不仅湖南经视台直播，还上了互联网，只要是有心人，纵在万里之遥，也可听到余秋雨的高谈阔论。
从电视荧屏上，我看到西装革履的余秋雨信手抓起一个名为“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人”的缥缈话题，仿佛耍大蛇的艺人绰起一根草绳，挥了个风雨不透，颇有公孙大娘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架式，让人目之为神。可是待我倾耳细听下去，其言却水邈山重，云遮雾罩，越来越让人不得要领，越来越令人浑身沙痱子起爆。他说，中国文化有四座桥：一为经典学理之桥，二为世俗民艺之桥，三为信息传媒之桥，第四座桥最玄，尚有待于下个世纪去建构，他阐释其精神内涵为“真正揭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艺术气韵”。与我同看电视的朋友终于捺不住性子，狠狠地调侃了一句：“余秋雨何时摇身一变，成了桥梁工程师？开口闭口都是文化的‘四座桥’，却没有一座桥讲清了来龙去脉。依我看，他这四座桥并不比綦江坍塌的那座彩虹桥更让人放心。”“四”也许是余秋雨的幸运数字，他还曾在别的场合将北京、上海、香港和台湾定为下世纪中国文化的四大中心，其中他对香港的前景尤为看好，称它是现代文明最敞亮的窗户（此前的惊人之论则为：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大事——掌握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如此高见，却没有多少学人乐于苟同。余秋雨为何不讲自家饭碗里的戏剧理论，也不讲自家茶壶里的文化散文？这恰恰说明他心虚气短，故意藏拙。讲别的讲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倘若将自己的长处暴露成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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