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黄老，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曾经这样评价英国诗人爱伦堡，说他是一位世故而又孩子似的天真的诗人，任何形式的教堂都容不下他。我想问您这一点是不是与爱伦堡心意相通？或者说这一句是不是您的自我写照，再就是您所说的世故和孩子似的天真是自相矛盾的，不知您自己怎么看？
答：我很欣赏爱伦堡这个人，是苏联一个非常聪明的大作家，斯大林特别喜欢他。在拉波那些领导人的非常可怕的压力底下，斯大林半夜打电话给他说：耶利亚，你那个《巴黎的陷落》为什么只有上文没有下文呀？你应该把他写完。爱伦堡说我在考虑怎么个写法？有点困难。他说那我知道你讲什么，那些混蛋让我来对付吧。所以他继续写下去了。这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斯人林饶了他一命，很多作家日子都没过好，他能够把日子过好。爱伦堡文笔因而没有受到公式化和“左”的影响，所以写得很自在，写得很好。爱伦堡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到过中国，同智利的诗人聂鲁达及西班牙的诗人契诃梅特关系都很好，文章写得很漂亮。至于你说世故与孩子气，过自己的日子嘛，要孩子气，过社会生活，当然要世故。（掌声）
问：前一段时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关于您和湘泉酒厂的一些事情，酒瓶的使用权由湘泉酒厂一次性买断，成交价是一千八百万人民币，但从此您和湘泉酒厂的董事长王锡炳先生产生了隔阂，感情疏远了，是否有这件事吗？如果有，您怎么对待和处理这种尴尬？
答：我告诉你，我同一些先生们有个君子协定，不谈这件事情。（掌声）
问：首先，做为湖南人，我以有您这样的老乡而感到骄傲。我们都知道您没有到过正规的院校受过系统的教育，所以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在您骄人的成绩后面有这样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我的问题就是，在您以往的人生道路过程当中，您最难忘的一次受挫折的经历是什么？您又如何去面对它的呢？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您和我们熟悉的文学大师沈从文一样都是湘西凤凰人，那么您认为湖湘文化对您和您的艺术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对当代的年轻人，尤其是湖南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能对我们提一些建议和忠告吗？谢谢！（掌声）
答：我只能把你三个问题当一个问题来讲。我一生碰到过好多人，也让好多人照顾过。滴水之恩，没有机会报以涌泉。比如说我在流浪的生活里面，在一个剧团工作过。剧团解散了，有俩夫婦就说你住在我们家吧。你喜欢看书，我们家有很多书，你就看，我给你零用钱，你想走就走，你不爱走了又回来。我在他家里看了一年多书，他是上海大学毕业的，是翟秋白先生的学生。有很多新的书，也有很多古典的书，我就看了一年多，然后我说我不看了，我教书去了，我到一个中学教书，很远，在郑振铎的家乡长乐。每一年除夕的时候，他们家都摆上我的筷子等我回来。等了两回，我都回来了，赶在除夕前几个钟头。然后一起吃饭，院子里有梅花盛开。有一年我没有回来，就写信给我说，我们把筷子放着等你两个钟头，梅花都盛开了，你还没回来。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就是在这样的情感里长大的。因此，我的经验是，碰到任何困难都要赶快往前走，不要欣赏摔倒的那个坑。（掌声）另外，充满真情实意，充满感情对待你身边所有的人。对你好的人你来不及报答，那就报答其他所有的人。（掌声）
主持人提示：还有一个就是沈从文先生对您的影响。
答：沈从文先生我见他的机会比较晚，我小时候见过他一次，大约七八岁的时候，他来看我的祖母。我的祖母是他的舅媽。冬天，我在外面玩，说北京来了一个人，是你表叔。他跟我的祖母坐在火膛旁边，我绕着圈看看他，看他的周围，我问他你坐过火车？他说坐过。轮船呢？也坐过。我说好，我就走了。（哄堂、掌声）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0年，解放了，我到北京去看他，他的心胸真是很伟大，因为他在受苦，当时以为他是一个反动文人，其实他不是，他不会说，他送过很多同志到延安去。他解释不了，而且主要的是一些左翼作家跟他有一些笔墨官司，包括鲁迅都点灼过他，有一些是误会。我在1950年看到他，他在革命大学学习。革命大学对于他来说完全不能适应，他也不懂得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礼拜六回家，到礼拜一去的时候，弄个手巾包，包一个茶壶，包几个小茶杯，带点好茶叶，要到革大去请人喝茶，结果被人训了一顿，他是《老子》里面所讲的“上善若水”。水是什么？水是滋养万物而且永远往下，永远面对着下层。水滴石穿，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我不一样，我像一团火，虽然我们都是湖南人，我解决问题是用拳头的，不是用笔墨。我在“文革”开始后好久没有见到他，偶然地见到他都像见到什么人一样，不大好随便说话。有一次在街上擦身而过，他讲了一句话：要从容。
主持人提示：说到沈从文先生对黄老先生的影响，正好我手中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这位观众问在您写的《太阳f的风景——沈从文与我》一文当中，写下了很多谜，现在只挑一个来问您。文中写到您青少年时代在福建学习木刻的时候有两位好友，可惋惜的是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