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五里已经泥泞不堪。穿草鞋行走在泥泞上，有如溜冰，于是我们停憩在小石码头对阵的两座小木屋前。木屋主人，摆着个小香烟摊，天晴天兼卖茶水。我从背包里取出早就准备好的防滑用的“铁马”，乘休息之便，绑在草鞋底下。木屋的主人30来岁，是位清癯的文雅人，给我抽出床垫底下的稻草搓绳子，顺便问我是哪里人，到哪里去。我说是北门文星街黄家的子弟，他兴奋起来，他告诉我他是我父母的学生。认识，那就好办了，也就变成了有交情的朋友。我说好两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他说他会在后山的崖壁上摘一些茶叶，焙好了，等我们回来在溪边好好地喝一次茶。两个月以后我们回来了，一路想念等着我们的那个茶亭主人和那一壶好山茶，过了跳岩，小木楼的门上了铺板了，可能是主人进城去了。我们坐在木楼前的石阶上，真是书上所说的怅然良久。丧气地走完剩下的五里路，回到家里。我家住在小山坡上，小山路上长了野漆树。几天之后我从街上回家，见路边停着块门板。门板棉被底下盖着个死人，一位老太太在旁边轻轻地抽泣，说着：“儿呀儿呀，你怎么这么蠢。”吃饭的时候我想起这件事便告诉母親，母親说她早听到了。这个人在堤溪帮公社卖香烟，前几天过路赶场歇脚的人顺手偷了他两块多钱，他想一想没有钱交公社的账了，便一索子吊死在楼上。这么说来，这位朋友“挂”在楼上的时候，我们坐在楼下，还在想念他那一壶好茶。那个时候为一两块钱，逼死一个人的说法，现在没有人会相信了。这是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
1960年前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我那帮学生跟我到辽宁金县①朱家屯的一个黑嘴子渔区体验生活两个月，我把我四岁大的女儿带在身边，让她有机会见习见习这个世界。黑嘴子那个地方，只有渔汛的时候渔民才来这里捕鱼作业，平时都在五六里七八里的家里，这儿到时候使荒无人烟。渔民有二三十人，加上美院二三十人，便成了一个热闹的场所。有一天来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姑娘，要找我的女儿，她一见她就喜欢得不得了，硬说要带她回五里远的家里去，说有一样好东西要送给她。我想好东西大概是海里面捡来的贝壳什么的，于是一位年轻的渔民和我及我的女儿便跟着她上路了，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路越走越远越陡，穿过好多麦田，来到一个静悄悄的村庄，大伙都在地里劳动。女孩开了村边一个小院子的大门，又开了堂屋的门，所有的炕上都在培着白薯秧子。女孩太过兴奋，房门费了好大的劲才打开，炕上仍然是秧苗。她小心踩上床沿，打开锁着的小壁橱，从里头捧出个大红包。她高兴得发抖，小心关照我女儿别焦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打开了一个婴儿拳头大的、盖着四个小红点的白馒头。馒头已经硬得像石头了，女孩子满脸通红地叫着，你吃呀，你看多白的馍馍。女儿很为难。她咬不动，她看着我。我连忙就说，是啊，多好啊，谢谢姐姐了，我们带着回去慢慢吃吧。就这样，我们和那个女孩子就告别了。那种欢心，那种笑容，我永远难忘。
①金县在旅大市中部东临黄海西临渤海。哈大及金州至城子坦铁路在境内交会。
1963年，学校派我去参加中央文化工作队。一共有几十个队，我去的是辽宁队，以中央乐团为主，兼揷了几位歌剧舞剧院、京剧院、话剧院同我们这些画画的人。一边参加“四清”，一边送文化下乡。在辽宁盖平县①到营口的铁路沿线一带，一共泡了一年。有一次下大雪，我们在一个名叫朱家屯的村子里开展工作，时间是三天。搞美术的教老乡画画，搞戏曲音乐舞蹈的教老乡唱歌跳舞。第三大夜里举行个联欢会，各村的老乡都来看热闹。除了文化工作队是演出的主体上外，工作队的女同志居然在三天时间内将村里好看的人姑娘都调动起来，在那么短的时间中训练她们演了一场歌舞，老乡们看了之后，赞叹不已，都说搞得这么热闹，真了不得。
①盖平县旧县名。1965年改名盖县。在辽东半岛西北部。
第二天还是大雪，我们到别处去了，是步行，全队几十人扛着抬着行头，很辛苦，人渐渐疏远在雪地上了。我陪着一个女大提琴手，她帮我背回箱，我帮她背大提琴，呼呼呵呵，一尺多深的雪地上走得很不成样子。她说你知道吧，昨天晚上演出之后，我们女班出了一件大事。我说不知道。她说演出之后回到住处，快半夜了，突然有人急迫地敲门，原来就是那位大家都说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孩。一见到我们，她就抱头痛哭，把我们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她说她骗了我们。她说长了这么人，从来也没有过过像这么三大这样的好日子，把她当人的日子。她说我对不起你们工作队，我不过是想親近你们，我不是贫下中农的女儿，我是富农的女儿，我骗了你们。这位女大提琴手就告诉我了，她说，老黄，我是团支书，这个事情撞到我的头上，“四清”里面有一“清”是清理阶级队伍，事情性质这么严重，你看我汇报不汇报。我给她打了那么久一人多高的大提琴，已经累得像个爷爷了，还拿这段新闻来压我，我原本应当骂这个狗婆娘活该。因为我太累了，快断气了，这架倒霉的千刀万剐的大提琴。我就说你前阵子不是常常说你到了更年期吗，记性不好吗，你怎么现在记性这样好啦，你不会忘掉吗！（哄堂、掌声）她走在前头，听了我的话，她晒晒地偷笑。我想好了，笑就好办。那个年月，有大多的这样的故事。一个火车就是一火车这样的故事，想起来真是沉重不堪。
改革开放以后，我碰到过两个故事。
我到上海去，好多年好多年没有去了，就是前两年的事情。我住在广东人开的一家饭店里面，离市区很远。我叫了部出租车。不料开车的是位女士，年轻的。她对我很好奇，就问老先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教书。教哪一种书？我说画画。她说画画，你是老画家啦，我丈夫也是个画画的，你不知道，他真是有天分呀，画得好极了，画什么像什么，可惜你不能见到他，个天真可惜哇。我说你先生在哪里工作？她说在纸厂做出纳，我现在不让他做出纳了，叫他辞了工作，在家里画画，我开车养他，过几年，他就会像你一样，是个很好的画家啦，你等着看。我就说你可了不起。她说画画需要时间，我不让他干苦力。到了饭店，我付了车钱，我说你稍微等一下，我上去一下马上就下来。我从房间里拿出一本画册，又问了她先生叫什么名字，祝贺他成功，将画册送给他。
前几年我去了一趟厦门，我在厦门集美学校读过书，那里有我许多同学和熟人。于是，朋友带我到各处去怀旧，弄得有声有色。大家去了一趟鼓浪屿。鼓浪屿和以前不一样了，有条街是专门卖旅游纪念品的，当然离不了古董古画。朋友跟老板是熟人，便想到古董店去坐坐也必定会有意思。老板是个熟人，不俗气，他不常常提到当官的朋友和生意，说开这个店一半是为了好玩。我是相信的，另一半不说我也可以理解。倒茶水的是位穿着很体面的小胖子，年纪二十上下，笑眯眯的，倒起茶来十分麻利，一杯一杯地放在客人面前，一闪就不见了。老板似乎看出了我们的神气，就告诉我们说，这是街上的孩子。什么叫做街上的孩子？老板补充说，就是我们街上长大的孩子。他指指这个，脑子有点问题，弱智，人很善良，把这条街所有的铺子都当自己的家，家家也都把他当自己的孩子，懂规矩，懂礼貌，知趣，走到哪家在哪家吃饭，全街人养他，给零用钱，给衣穿，从来不闹脾气，跟遍街的孩子都好，又指指对门的那个铺子，你看看，他又在那里给人倒茶了。他住在哪里呢？问他。他是有家的。有个爹，是退休工人，媽早就死了。最近厦门市政府给他爹分了一套房子，在市区的三楼。我们不让他走。对他爹说搬到厦门这孩子会病的，人地两疏，彼此不熟悉，要重新熟悉新环境，不容易适应，没地方去的话，街上的孩子会欺负他。后来他就留下来了。大伙正设法给他们父子俩整修房子，让他们过得好些。
看起来这个世界日子过得好一点的时候，人就会重新想起爱这个东西。日子不好过，爱无所依托。我从来不相信江青讲的：“宁愿要社会主义的草。”都吃草，那还叫社会主义吗？（掌声）生活好了，人们要重新整顿失落的东西，包括爱、文化、道德甚至包括交通秩序，一切都将自自然然进行，不吹牛，不宣扬，不虚张声势，有一天连宣传好人好事的工作都没有必要了。想想那位做司机的年轻妻子，想想鼓浪屿那条街的爱心，岂知乎稍加笔墨渲染就会玷污了它。让这种平安宁祥的生活继续进行下去吧，千万别去打扰它。像契诃夫告诉我们的：“好与坏，都别叫出声来。”
很多年前，我跟聂绀弩先生走在街上，我告诉他有个很好的故事。他说故事并不重要，要看谁来说。看起来那个伟大的“谁”是很重要的。我少年时代听家父说过，他听我的太祖母谈起过龚定庵①那是那一篇《病梅馆记》引起来的，她说龚瑶人的人品是从自己的文章里养出来的。大婆是个瞎子，我一两岁的时候见过她。我长大以后，时常想起这句话。自己的文章，伴着自己的经历，培养自己。卓别林从滑稽演员到大师，契诃夫从写滑稽文章的契洪茄，到大师的契诃夫，人格和气质都是从自己的文章中脱颖而出的。
①即龚自珍，1792－1841，字(王瑟)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史家。
我不懂文学规律，写起小说来提纲都没有。画画也不打稿，我是个外行，是界外的人，所以胆子特别大。其实胆子的问题呢，前几年我住院已经把胆囊取掉了，所以朋友就笑我，给我写了副对联的上联，求对下联，到现在没有人对上。这个上联是这样的：“无胆比有胆者胆大”。胆子大并非艺术，没什么了不起，我心无大志，作品马马虎虎，只是劳动态度还过得去。论劳动态度牛比我好多了，所以也算不上什么长处。谢谢！（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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