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被肉贩子发现了。这个女人抱着这一大块肉，埋头逃窜，没跑出几步，她便被抓获，而且是人赃俱获。问她，很快就坦白了，她说：“儿子要高考了，今天早晨，他突然跟我说，想吃肉。”
肉贩子舍下了那块肉，周围的人凑了些钱，人们连这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问就放她走了，还叮嘱她：“快回家。”
叮嘱是好心的也是多余的，这个女人用抢肉后逃跑的速度和姿势一路哭着跑回家。她要回家炖肉给准备高考的儿子吃。
讲完故事的张鲁小声但是一字一顿地说：“这样的故事，你让我这个当编导的人怎么去重现？这样的故事最好在哪里都不要重演。”
那顿晚饭我和他都没有吃好，因为我们一直在低声地谈话。付帐的时候，有了一些小的争执，张鲁说：“安顿是客人，我要请请她。”我旁边的专题部主任却坚持要这边来付，像是要拉同盟军一样对我说：“张鲁的钱都花在片子上了。”
告别张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决定，一定要为母親节的特别节目做主持人，这时的原因已经不仅仅是归期或者有没有时间返回重庆的问题，我担心，我没有能力去把握这样的题材，而且也担心在面对被请进演播室的母親和她的故事的时候，会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与张鲁相约，在做完张艺谋的访谈之后与他联系。
然而在准备采访张艺谋的节目的过程中，我总是会不断地想到张鲁，想到他在四年前拍摄的一部长达53集的电视记录片《跨世纪的希望》，因为这样的一部片子，在距离重庆80公里的江津，有了第一所由电视台捐资建立的希望小学，此后，又有15所希望小学先后建立起来，把上万名因为贫困而无力读书的孩子送进了学堂。
张鲁说过，他相信人的力量，也相信人的善良，因为一部记录片可以救助那么多孩子，那么现在，我们也应该有能力救助那些在贫困中依旧舔犊情深的母親。
我在离开重庆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来到张鲁在市区的家。黑黑的楼道里非常安静。
张鲁就坐在客厅里的一台电脑前面。这是一间很简陋的客厅，只有电脑、传真机和一台电视，外加几把椅子。他靠窗坐着，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张艺谋的访谈做得如何。他说：“我昨天一直在为你担心，我怕你会有思想负担。你是搞文字的记者，第一次出像，容易紧张。我就想跟你说，其实没有什么，做主持人对于你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做的好，就证明了你的能力，做的不好，也没有关系。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就足够了。”
我说我想要一份他的个人资料，他很快地打印了一份。很短，没有以往很多人写的那样，充满了踌躇满志。只是简单罗列了他出生于1952年，曾经是揷队知青，西南师大学中文出身，接下来就是从1985年起都做过什么。我在他的获奖作品中发现了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就非常喜爱的电视剧《希波克拉底誓言》，而且，我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听到艾芜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一部名为《南行记》的电视剧，而在我面前笑眯眯的这个坐轮椅的人就是它的作者。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说要为我送行，所以选择到一家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可以看到重庆市的夜景。
张鲁的表弟一直是一言不发的，直到这个时候才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站在张鲁身后。但是人手还是不够，或者就是张鲁不忍心让自己的同事们又抱自己下楼又抬轮椅。表弟站到窗户边上，对着窗外用重庆话叫了一声：“棒棒儿！”
张鲁对我解释，“棒棒儿”是重庆的一大景观，也是很多到城里来打工的农民最主要的就业方式，他们通常在手中有一只像扁担样的竹棒，可以用来抬东西和挑重物。每天，他要出门的时侯，表弟总是这样在窗户边上叫一声“棒棒儿”，上来两个人，一人两块钱，抱他下楼。
两个“棒棒儿”像抬一个小孩子一样把张鲁一直抱进等在楼下的车里。表弟给了两个人五块钱。我抢在他们下楼之前拍了几张照片，当他们走出楼道的时候，我本能地转过身去。我不想看见这样一个原本身心健康的人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不适应。
依然是我和张鲁挨着坐。他把最好的菜首先转到我面前，说“知道你这几天都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直想问张鲁关于他的婚姻，但是一直没有敢开口。随着我们越来越熟悉，我想应该是时候了。
我试探着问：“你有小孩儿吗？”
张鲁眯起眼睛，微笑着看我，我想他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他慢慢讲起来：“我是属龙的，十多年前的有一天早晨，我到外面跑步，那个地方叫小龙坎，我被车从后面撞倒了。在医院里醒过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小说里写的那些睁开眼睛看到的都是穿白大褂的人那种感觉是真的。医生说是截瘫。当时医生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撞我的那个司机说，他这一辈子完了。他说他的一辈子完了。我有很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我爱人是医生，她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出国留学，我还在病床上的时候她就接到了国外的录取通知书，但是她悄悄地撕碎了。后来，她又一次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我就劝她去了……”
有人在劝酒，张鲁举起酒杯，我们的话被打断了。接下来，他看着我，仿佛在问我还想知道什么，我把话题转移开了。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是真的，就发生在他拍《巴桑和他的姐妹们》的时候，在西藏，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大家都以为今生不会再到这里来了，冷和饿和环境的凶险，每个人都有些心有余悸。大家决定再这里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排好队、看镜头，但是摄影师像定住了一样看着大家，迟迟不按下快门。埋怨声起的时候，摄影师让大家回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一个穿t恤和短褲、骑着自行车的金发小伙子正从他们身后经过。
张鲁说他自从成了残疾人之后，调整自己的心态也花了很长时间。他说，人从来就是不容易接受现实的，所以才有了很多人与命运之间的斗争，每一个机会和遭遇其实也是一场挑战。证明自己的能力还在其次，让自己变得平静和勇敢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自己九死一生地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拍片子，我用工作之外全部的休息时间来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我们是在重庆著名的“好吃街”上分手的，他嘱咐我说：“你早些休息，而且，你得让这些忙了好几天的同事回家。”
回到北京以后，我认真地研究带回来的张鲁的片子，看完第一部的时候，我决定在四天之后回到重庆，做完母親节的节目。
我总是能感受到这样精彩的两个人的智慧，仿佛在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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