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忠愤，唐之义士，而与‘世拱四杰’为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身之大闲，可惜也！”卓吾子曰：文章非末技，大闲岂容掩？先生差矣！或曰：先生皆自况也。
钟馗即终葵
杨升庵曰：“《考工记》云：“大圭首终葵。’注：“终葵，椎也。齐人名椎曰终葵。”盖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录》以为晋、宋人名。夫以终葵为名矣，后又讹为钟馗。俗又画一神像帖于门首，执椎以击鬼。好怪者便傅会说钟馗能啖鬼。画士又作《钟馗元夕出游图》，又作《钟馗嫁妹图》。
文士又戏作《钟馗传》，言钟馗为开元进士，明皇梦见，命工画之。按孙逖、张说文集有《谢赐钟馗画表》，先于开元久矣，亦如石敢当，《急就章》中虚拟人名也。俗便立石于门，书‘太山石敢当’，文人亦作《石敢当传》。
昧者相传，便谓真有其人矣。”卓吾子曰：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且先生又安知不更有钟馗其人乎？终葵二字，亦是后人名之耳。后人可以名终葵，又后人独不可以名钟馗乎？假则皆假，真则皆真，先生勿太认真也！先生又曰：“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慎按：砚以钟馗名，亦即《考工记》终葵大圭之义，盖砚形如大圭耳。”李卓吾曰：苏易简又以进士钟馗而讹呼石为钟馗矣。砚石为钟馗，钟馗为进士，进士为大圭首，大圭首为椎，总之一椎而已，先生勿劳也！
荀卿李斯吴公
升庵先生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书坑儒之李斯，以李斯为师，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吴公。人之贤否，信在自立，不系师友也。”卓吾子曰：能自立者，必有骨也。有骨则可藉以行立。苟无骨，虽百师友左提右挚，其奈之何？一刻无人，一刻站不得矣。然既能行立，则自能奔走求师，如颜、曾辈之于孔子然，谓其不系师友，亦非也。
王半山
半山谓荆轲豢于燕，故为燕太子丹报秦。信斯言也，亦谓吕尚豢于周，故为周伐纣乎？相知在心，岂在豢也，半山之见丑矣。且荆卿亦何曾识燕丹哉！只无奈相知如田光者荐之于先，又继以刎颈送之于后耳。荆卿至是，虽欲不死，不可得矣。故余有《咏荆卿》一首云：“荆卿原不识燕丹，祗为田光一死难。慷慨悲歌为击筑，萧萧易水至今寒。”又有《咏侯生》二首云：”
夷门画策却秦兵，公子夺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万岁有侯嬴。”
又“晋鄙合符果自疑，挥锤运臂有屠儿。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
盖朱亥于公子相知不深，又值侯生功成名立之际，遂以死送之耳。虽以死送公子，实以死送朱亥也。丑哉宋儒之见，彼岂知英雄之心乎！盖古人贵成事，必杀身以成之；舍不得身，成不得事矣。
文公著书
“朱文公谈道著书，百世宗之。然观其评论古今人品，诚有违公是而远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奸耶，倾覆宗社也，乃列之名臣录而称其道德文章，苏文忠道德文章，古今所共仰也，乃力诋之，谓得行其志，其祸又甚于安石。
夫以安石之奸，则末减其已著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短。此何心哉？”卓吾子曰：文公非不知坡公也。坡公好笑道学，文公恨之，直欲为洛党出气耳，岂其真无人心哉！若安石自宜取。
先生又曰：“秦桧之奸，人皆欲食其肉，文公乃称其有骨力；岳飞之死，今古人心何如也，文公乃讥其横，讥其直向前厮杀。汉儒如董如贾，皆一一议其言之疵，诸葛孔明名之为盗，又议其为申、韩；韩文公则文致其大颠往来之书，麆麆千余言，必使之不为全人而后己。盖自周、孔而下，无一人得兔者。忆文公注《毁誉章》云：“圣人善善速，而恶恶则已缓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无预诋之恶。’信斯言也，文公于此，恶得为缓乎？无乃自蹈于预诋人之恶也？”卓吾子曰：此俱不妙，但要说得是耳。一苏文忠尚不知，而何以议天下之士乎？文忠困厄一生，尽心尽力干办国家事一生。
据其生平，了无不干之事，亦了不见其有干事之名，但见有嬉笑游戏，翰墨满人间耳。而文不识，则文公亦不必论人矣。
朋友篇
去华友朋之义最笃，故是《纂》首纂笃友谊。夫天下无朋久矣。何也？
举世皆嗜利，无嗜义者。嗜义则视死犹生，而况幼孤之托，身家之寄，（其又何辞也？）嗜利则虽生犹死，则凡攘臂而夺之食，下石以灭其口，皆其能事矣。今天下之所称友朋者，皆其生而犹死者也。此无他，嗜利者也，非嗜友朋也。今天下曷尝有嗜友朋之义哉！既未尝有嗜义之友朋，则谓之曰无朋可也。以此事君，有何赖焉？
阿寄传
钱塘田豫阳汝成有《阿寄传》。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别产而居：伯得一马，仲得一牛，季寡妇得寄。寄年五十余矣，寡妇泣曰：“马则乘，牛则耕，踉跄老仆，乃费吾藜羹！”阿寄叹曰：“噫！主渭我力不牛马若耶！”乃画策营生，示可用状。寡妇悉簪珥之属，得金一十二两畀寄，奇则入山贩漆，期年而三其息，谓寡妇曰：“主无忧，富可立至矣。”又二十年而致产数万金，为寡妇嫁三女，婚两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师教两郎，皆输粟入大学，而寡妇阜然财雄一邑矣。顷之，阿寄病且革，谓寡妇曰：“老奴马牛之报尽矣。”出枕中二楮，则家计巨细悉均分之，曰：“以此遗两郎君！”言讫而终。徐氏诸孙或疑寄私蓄者，窃启其箧，无寸丝粒粟之储焉。
一妪一儿，仅敝缊掩体而已。余盖闻之俞鸣和。又曰：“阿寄老矣，见徐氏之族，虽幼必拜，骑而遇诸途，必控勒将数百武以为常。见主母不睇视，女虽幼，必传言，不离立也。”若然，则缙绅读书明礼义者，何以加诸？以此心也，奉君亲，虽谓之大忠纯孝可也。
去华曰：“阿寄之事主母，与李元之报生父何以异？余尤嘉其终始以仆人自居也。三读斯传，起爱起敬，以为臣子而奉君亲者能如是，吾何忧哉？”
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儿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顾复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则其天定者虽奴亦自可托，而况友朋；虽奴亦能致孝，而况父子。彼所谓天性者，不过测度之语；所谓读书知孝弟者，不过一时无可奈何之辞耳。奴与主何亲也？奴于书何尝识一字也？是故吾独于奴焉三叹，是故不敢名之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视我正如奴矣。何也？彼之所为，我实不能也。
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唐子西云：“人君不论拨乱守文，要以制略为贵。《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慎权衡，贵轻重；《申》、《韩》核名实，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药无高下，要在对病。万全良药，与病不对，亦何补哉？”
又观《古文苑》载先主临终敕后主之言曰：“申、韩之书，益人意智，可观诵之。”《三国志》载孟孝裕问却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门所有耳。吾今所问，欲知其权略知调何如也。”
由此观之，孔明之喜申、韩审矣，然谓其为对病之药，则未敢许。夫病可以用药，则用药以对病为功，苟其用药不得，则又何病之对也？刘禅之病，牙关紧闭，口噤不开，无所用药者也，而问对病与否可欤？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
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孔明之语后主曰：“苟不伐贼，工业亦亡。与其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孔明已知后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战以幸其不亡，何哉？岂谓病虽进不得药，而药终不可不进，以故犹欲侥幸于一逞乎？吾恐司马懿、曹真诸人尚在，未可以侥幸也。六出祁山，连年动众，驱无辜赤子转斗数千里之外，既欲爱民，又欲报主，自谓料敌之审，又不免幸胜之贪，卒之胜不可幸，而将星于此乎终陨矣，盖唯多欲，故欲兼施仁义；唯其博取，是以无功徒劳。此八字者，虽孔明大圣人不能免于此矣。
愚尝论之，成大功者必不顾后患，故功无不成，商君之于秦，吴起之于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顾后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庄周之徒是已。是以宁为曳尾之龟，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宁为濠上之乐，而不肯任楚国之忧。而儒者皆欲之，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不知天下果有两头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学术贵俭，虽天下以我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学术贵法，申子之学术贵术，韩非子之学术兼贵法、术，虽天下以我为残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学术贵诈，仪、秦之学术员纵横，虽天下以我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惮五就之劳，以成夏、殷之绩，虽天下后世以我为事两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试功，立太甲而复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学术以任，而直谓之能忍诟焉者也。以至谯周、冯道诸老宁受祭器归晋之谤，历事五季之耻，而不忍无辜之民日遭涂炭，要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彼区区者欲选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无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虑后，左顾右睁（盼）。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说“时中”之语以自文，又况依仿陈言，规迹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论申、韩而推言之，观者幸勿以为余之言皆经史之所未尝有者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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