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的爸爸是一个老人了。几乎在不知不觉之中，他变成了老人。这也就是在他生病住院这一年里发生的事。
他坐在医院的阳台上，阳台很宽大，也很长，空无一人。他坐在一张藤椅里，太阳光照在他的头顶上。稀疏的灰白的头发在阳光里显得干枯而脆弱。而他脸上的神是那样安详。有时候我走到他面前，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晒太阳的时候闭着眼睛。于是我注视着他，同时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梦。他的一生在这一刻就像梦一样，又真实又虚幻。他确实坐在那儿，但是他在他的梦里。那是一个他自己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梦。总之很有分量，在他看见了我，微笑起来，和我谈话……在这一切活动的后面都能感觉到那梦的分量。我说不清，但这就是我的感觉。我的爸爸老了，他因为生病而没有力气思想了，这样一种梦就成了他的思想，带着他，带着他缺乏力气的身，静悄悄地漫游。
他坐在那儿，看见了许许多多他说不出的事物、人和事件……他有愿望把这些景象告诉我们，可是很困难。也许是他抓不住它们，也许是它们过于模糊，或过于强烈，使他不敢多望一眼。他说出的话都是极其简单平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那么孤独。他常常说“人真孤独”，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去年9月，我爸爸过生日，我们照了相片。我把相片寄给我在外读书的。她来信说，爸爸怎么变得这么黑呀？她不知道，他一夏天都坐在那空空的走廊上晒太阳。我明白了，真正的安详其实是一种极深的疲乏，从精力到精神，从思想到力。
今年9月我爸爸就八十岁了。他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写出了话剧《雷雨》。最近北京人艺的第四代演员又一次把它搬上舞台。我爸爸向医院请了假，去看这出戏的演出。这是他一年多来唯一的一次看戏。事后他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还能看得下去吗？”他并不想听到评论式的话，他只想听到最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比如“挺有意思”，“好玩儿”，“真够复杂的”，“挺来劲儿”。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最快活。他属于为观众写戏的那类剧作家。他成功了，这就对了。
我回答他说：“还行。”他笑了，说：“你总是这句话。不过你说还行就是不错。”我说：“剧本是棒。”他又问：“真的吗？真的还站得住？”我说：“确实还站得住，因为剧场里很安静，有不少看过的人还来看，主要是来看演员。还有很多从未看过的人来看，他们在每一该有反应时都有反应。”他说：“能有人买票看这出戏，那就不错。”
一种不自信现在时常困扰他。他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并不真的好，怀疑它们的价值。我说这不是你的事，你写出了剧本，尽了你的力，费了心血，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那我的剧本是不是还算能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他问。“你说呢？”我反问。“你说呢？”他不回答。他心里有答案，但是那答案已经模糊了，太遥远了。
记得他对我讲过，一些评论他创作的书里也写到，他写出了《雷雨》后，把剧本交给他的朋友章靳以。章靳以把剧本放在抽屉里，放了一年，没有看，也没有提起过。我问：“你怎么不问问他？”他说：“我没想过要问，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我知道那是个好东西。”“那靳以叔叔怎么会一直没看？”“他可能是忘了。他没把这件事当成一回事，他就是那样一种人。”后来许多书上都写过，是巴金伯伯发现了抽屉里的剧本，看了，然后就发表了。
我永远忘不了我爸爸痛哭的样子和声音。那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男人的嚎啕大哭。那时我很小，七八岁，也许更小，看他扑在桌子上哭，站起来后，用手捂住脸，然后控制不住又大哭起来。我很害怕。但是我知道发生的事情，靳以叔叔因病在上海逝世了。他爱他的这位朋友。我没有看过他再这样哭过。
以后的很多年里，发生了许多事情的时候，我想起了他的那次恸哭，我心里总感到温暖。同时我觉得那也是他的温暖。在他今日的梦里，那一定是他和靳以叔叔相聚的温暖场景。
我刚才想说的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非常自信的人。我不知道那时候他是不是说话口气很大，如果要用一个词那就是“狂妄”。我想他不会。他从来不是一个狂妄的人。但是我相信他那时感觉很轻松很快活，也很沉着，因为他知道自己想写的，就能写出来。他写作不快，不是那类“快手”。他反复琢磨，常常是朗读写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赏自己为止。我小时候听他朗读过《胆剑篇》。我记得“美，美丽的大火啊”！还有“玉人，我正要去找你，你却来了”。
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它们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如果说读得有味儿，那只是他思想的韵律。
这些都是我所目睹的生命的光华闪亮的景象。他给我讲写《家》的时候，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船上，天热极了，他又是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天黑，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夜晚时就点上油灯……于是我想像出江拍打着木船的船底的声音，想像出投在纸上的昏黄的灯影子，想像出那闷热粘的空气，想像出他的酣畅的笔追赶着他的思路。他会梦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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