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面的方法，我们可以慢慢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籍之中。但中国古书有许多伪书，这些伪书都是后人托古之作，如果不把这些伪书从真书中辨别出来，就开始搜求史料，那我们一定会把伪书上的史料也混在一起，这种伪书上的史料，就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时代一错，全盘的研究也就错了。所以第二个难题，就是怎样辨别书的真伪。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辨伪学。
辨伪学，早在汉代即已开其端绪。如《汉书·艺文志》于其所著录的书目之中，即注明其中有“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论衡》中的《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对古书亦多所辨证。以后，在隋则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在唐则刘知几于《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之作，而柳宗元且证《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为伪书，或后人杂作。这些，都是辨伪学的先导。
到宋代，疑古之风大扇，辨伪之学因日益昌盛。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及《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及《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及《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与《老子》。此外，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更指出了不少的伪书。在元代，亦有吴澄著《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到明代，则宋濂著《诸子辨》，专力于伪书的检讨；方孝孺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书；梅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最后，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是为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于清代，辨伪之学大盛。在清初，姚际恒著《九经通论》及《古今伪书考》。在《九经通论》中，对群经多所辨证；在《古今伪书考》中，则列举伪书百余种。虽其所辨证未必尽当，但总算把问题提出。以后，辨伪之学日益深入，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或数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万斯同著《群经辨疑》，于《周礼》多所辨析；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为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部分为刘歆伪撰；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最有名的，是崔述的《考信录》，在这部书中，他对于先秦古书，除《诗》、《书》、《易》及《论语》之一部分以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伪书及可疑者，亦有注明。但此书成于乾隆中叶，许多伪书，尚未考定，故其中注明是真书的，未必都是真的。
到近代，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都是有名的辨伪之作。此外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辨伪之学，亦曾有所论列，并且拟出一个伪书及疑伪书的目录。
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
看起来，辨伪的工作，古人已经做得很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尽，而且他们所辨的，也未必完全正确。因此，当我们搜集史料的时候，不能完全相信古人辨伪的结论，只能把他们的结论作为参考；对于书的真伪，还要重新作一番精密的考查。
当我们拿起一本古书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检查史籍上的目录或私家的著录中有没有这本书的名字。因为各时代的书大半都著录于各时代的目录中。如周秦之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唐之书，不见于《崇文总目》；元明之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就有些可疑。但也有例外，如前代目录上的伪书，后代的目录照抄者，其书名虽见于目录，也是伪书；反之，明清之际若干野史、杂记，以政治关系，多不见《四库全书总目》，但并非伪书。
其次，考查著者有无其人。因为必有著者其人，而后有其人之书。如神农、黄帝、夏禹、风后，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实际上并无其人，因而所谓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夏禹《山海经》、《风后握奇经》等书，当然是后人伪托。又如列御寇只是《庄子》书中的寓言人物，实际上亦无其人，故指为列御寇所作之《列子》，自然也是伪书。
再次，考查书的著作时代是否已有文字。如有文字，文字的体裁如何？例如传说中之神农、黄帝，下迄虞、夏时代，还是中国史上的野蛮时代，当时并没有文字，又安能留下文字的记录？所以凡托为虞、夏及其以前的书类，都是后人伪托的。例如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虞书》、《夏书》，绝非虞、夏时人的作品，而是后人推想古代社会之作，这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之首句，就有“曰，若稽古帝尧（或‘帝舜’、‘大禹’）”一句，即可看出。又各时代皆有其流行的文体。如指为某时的书，而书中文字与当时的文体不合，也必为后人伪托。例如《商书》而与甲骨文的文体不合，《周书》而与金文的文体不合，便有可疑。
又次，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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