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晚近以来，中国各地先后发现之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虽然已被中外考古学家确证为中国史前时代的文物，但有些学者至今还表示怀疑。从这里，我们对于清代学者之不知道利用考古学的资料去辨证文献上的史料，是不足奇怪的。
即因不知道利用考古学上的资料及没有考古学的发现做资料去考证史料，所以清代学者的考据学，就只是拘束在文献的部门之中。他们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以文献考证文献，即以甲书上的史料辨证乙书上的史料，以真书上的史料订正伪书上的史料，以各书上一般的通论，指斥某一书上独特的异说。这种方法，用以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证是可以的；若用于史前史的资料之考证，那就无异以伪辨伪，以疑证疑，结果，还是疑伪。所以清代学者对史前史料的考证，结果只是在神话传说中兜了一些圈子，弄得头昏目眩而一无所得。即对于殷周史，也大半是徒劳无功。至于秦汉以下的史实考证，跟着汉晋木简、唐人写经，以及汉代石刻画像等之发现和其他史籍以外的诸文献之广泛的引用，也有许多要被修正、被补充的地方。
即以文献考文献而论，清代学者也没有考完。例如从他们对诸史之书志考证看来，大半侧重于地理和艺文，其他书志，如天文、律历、人表，虽亦间有考证，但不甚多；至于有关社会经济之食货志，有关阶级抑压之刑法志，有关风俗习惯之舆服志，则绝无考证。此外，包含在历代文艺作品中之最足以反映各时代人民要求的史料，也没有当作史料，被提炼出来。
晚近以来，对于考古学上的史料之考证，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是到了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做。例如若干青铜器物的时代，尚待考证；若干甲骨文字的字义，尚待训释；若干汉代的石刻画像，尚待说明；所有的汉晋木简、唐人写经，尚待整理和考释。特别是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如古人类、古生物的化石，骨角器物，研磨石器和彩陶等，都需要我们做详细而精密的科学研究，才能变成史料。
因此，我们现在对史料考证的任务，是一面批判地接受清代学者对文献上的史料之考证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开辟一种新的考据学，进行对考古学上的资料之考证。用现在既存的考古学的资料，去衡量清代学者考证过的史料，使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上的资料结合为一，然后史料的考证，才算达到最后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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