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帝）纪，则云：“语在项（羽）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
其论《汉书》的体裁，则谓与《史记》相同。《六家》曰：“寻其创造，皆准子长，但不为‘世家’及改‘书’曰‘志’而已。”即因《汉书》的体裁同于《史记》，所以《史记》的短处和长处，也同样表现于《汉书》。惟《史记》为通史体而《汉书》则断西汉一代以为史，因之《汉书》就没有“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之弊。所以他在《六家》中说：
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以上乃刘知几对中国历史学各流派的批判，就史体论史体，可谓切中利弊。他在结论中说：“《尚书》等四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惟《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又在《二体》中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熟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由此而知刘知几认为最进步的历史体裁，乃是编年体和纪传体。这从历史学发展的观点上看来，也是对的。
惟刘知几于纪传体中，美《汉书》而抑《史记》，未免源流倒置，是其偏见耳。考纪传体确为一种进步的历史体裁。这种体裁，可以说是《尚书》等四种体裁之综合。其中“纪”以编年，犹《春秋》之“经”也；“传”以记事，犹《左氏》之“传”也；“世家”以分国录诸侯，犹《国语》之分国为史也；又尝录帝王之制诏命令，则又犹《尚书》之载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也。一言以蔽之，这种体裁已并“编年”、“记事”、“记言”、“分国”诸体于一书，别而裁之，融而化之，使其相互为用，彼此相衔。以各家之长，济各家之短；而又益之以表历，总之以书、志，卓然自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体裁。但这种伟大的创造，是司马迁的不朽之功；班固的《汉书》不过是《史记》的拟作而已，又安能望《史记》之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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