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到廿四史，即中国史部群书中之所谓正史。
这部书，既非成于一时，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历代积累起来的一部官史。其中成于汉者二，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是也。成于晋者一，陈寿《三国志》是也。成于南北朝者四，宋范晔《后汉书》、梁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是也。成于唐者八，房玄龄《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是也。成于五代者一，后晋刘昫《旧唐书》是也。成于宋者三，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成于元者三，脱脱《宋史》、《辽史》、《金史》是也。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于清者一，张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书的年代而论，大抵皆系后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刘宋撰《后汉书》、唐撰《晋书》，则朝代隔越。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上溯殷周，远至传说时代之五帝，更系以后代之人而追溯远古。
即因这部书是历史积累起来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记》、《汉书》、《三国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将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诸史列于正史，合为十七史，而《旧唐书》、《旧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内。至于明，又加入宋、辽、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谓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为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国历来皆称为正史。但在我看来，与其称之曰史，不如称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体裁而论，虽皆为纪传体，而且其中最大多数皆系纪传体的断代史，但其中亦有纪传体的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则上起五帝，下迄汉武；李延寿的《南史》，则系宋、齐、梁、陈四朝的通史；《北史》，则系北魏、北齐、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与断代史杂凑，以致体裁不一。
第二，即以纪传体而论，亦不尽合于规律。所谓纪传体，即以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年表合而成书。但《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书志，《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而《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无表。
第三，以史实的系列而论，则重复互见。其中有全部重复者，如《南史》之于宋、齐、梁、陈书，《北史》之于魏、齐、周、隋书，《新唐书》之于《旧唐书》，《新五代史》之于《旧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复者，如《汉书》记汉武以前的史实，完全抄录《史记》原文是也。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间的史实，前史已书，而后史必录。如东汉末群雄，《后汉书》有列传，《三国志》亦有列传。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之事迹，已见于《魏志》，而《晋书》又重为之记。此外，当割据或偏安之际，同时并世的诸王朝，各有史书，而同一史实既见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齐、梁、陈书之于魏、北齐、周、隋书，《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辽、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见之史实，不可胜举。至于论夷狄，则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复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等语。前史已载，后史再抄，重床叠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时间系列而论，亦未能前后紧密相含。
第四，因为廿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方法写的，所谓纪传体，即以事系人的体裁。这种体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为方法之一。若用以写著历史，则记一史实，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错陈。因为一人不仅做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做，若以事系人，势必将一个史实分列于与此事有关之诸人的传记中，这样，所有的史实都要被切为碎片。所以我们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许多孤立的历史人物，看不到人与人的联系。只能看到无数历史的碎片，看不到一个史实的发展过程。既无时间的系列，又无相互的关系。所以我说廿四史不能称为历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当作历史，则班马之书，亦不敢妄许。即当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当作代数学上的x。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证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说来，不外如次的几点：
第一，循环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史记》中，已经彰明其义。《历书》曰：“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又说天变则依五星周转，应于世变则为五行轮回。所谓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中国的历史，就是三五往复，五德终始，循环古今。所以历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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