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颧骨高撑，嘴瘦削着尖了起来，那黄手背上，带着粗如绵绳的青纹，正有些像鸡爪。卖力气的人，会瘦到这种样子，那滋养不足的成分，也就大大地可想而知了。便道：“周老爹！你的令郎，恐怕是不在北平了。你老在这里等着，无衣无食，怎么是个了局？再说，你的身体也是太弱了，便是想找活路也不行。在外出远门的人，无非为了一种图谋，或者是名，或者是利。你既不为名，卖硬面饽饽也不算利，你在这里留恋做什么？”
董事听了这话，当然也就添了一番心事；当时只答应再为设法。又过了两天，世良的身体，差不多完全恢复健康了。他向破桌子底下看看，那堆煤球只剩了些碎粉了。再把床底下的一只洋铁箱子打开，里面存储的米，只好敷衍四只箱子角。虽然自己还有两三块钱余蓄，这又能够维持几天呢？为了求活起见，这饽饽生意，还是不能不做。他又想着：那天在路上冻得晕死过去，只因为那晚大风大雪，岂能每晚都是那样子的冷法吗？
睁开眼来看着，大夫和看护都纷纷地来问他，病体怎么样了？世良口里虽表示着好得多了，可是他心里，却大为不解。一个卖硬面饽饽的，北平上有一个不为多，死一个不为少，在街上倒毙了就倒毙了罢，为甚么一定要把我救活呢？
江上的风雪，越发是大，划子载得客人又过多，逆了风雪，半时靠不拢岸。等靠了岸时，世良两只脚两只手，都冻得麻木了。一路之上，他也想得烂熟了，到了安庆，先要找着倪洪氏母女，向人家道歉，告诉自己不能通信的原因，而且干脆把两家亲事废了，不要耽误菊芬孩子的前程，所以他登了岸之后，将行李寄放在小客店里，自己冒着风雪进城，就去访倪洪氏。有半年了，她母女是否还住在原处，不得而知，且先到那里，向邻居打听再说。他想定了，便是这样办。
次日，他上了三等火车，遇着无票乘车的人太多，挤得他没有座位，只好把铺盖卷放在人堆里，自坐在铺盖卷上。在火车上坐了两天两晚，不但是周身骨头酸痛，而且两腮上因虚火上升，只是发烧得泛红，而且一路之上，没有一个伴侣，更想到回去把什么脸见人。没有什么解闷的，就不住地去抽旱烟。两天两晚地旱烟抽下来，脑筋也就受的刺激不少了。
当会董的人，就最怕无主的人会死在会馆里，听了这个消息，不敢露面，就派了他的兄弟陈仲儒来了。全会馆的闲人，借了这个题目，忙乱着有大半天的工夫，方由医生打了药针，将他救活过来。陈仲儒等他神志完全恢复过来了，便到他屋子里来，陪着他谈话。
安庆城是建筑在山坡上的，街道是上上下下的石级，电灯是很远相隔一盏，又不大明亮，加上这雪阵又非常的密，路途更有些模糊。世良急于要去见人，在雪的石级上走着，不分高低，就摔了四五跤，而同时觉得有些气喘，只觉呼吸有些急促不灵。他以为这是累得，并不理会，依然向前走。
好容易到自己开豆腐店的所在了。这样风雪之夜，人家多半是关门睡觉了，向哪里去打听倪家消息呢？若去敲人家的门，深更半夜，恐人家不愿意。他记起来了，街的转角所在，有一个巡警的岗位，向那里去打听，于是高高低低，又跑向那岗位边去打听。
大夫听说，仔细一盘问，才知道他是一个孤身汉子，自然全告诉了警察，依然由警察将他送回会馆去，而且找着了会馆董事，说他不能再出去做晚上生意，会馆里当供给他过冬的衣食，不然，就打发他回原籍去。
在半小时以后，世良就由汽车送到了官医院。在他醒过来以后，睁眼看看，自己已是躺在普通病室里。他是住医院有经验，一睁眼就认得，心里可就想着，我莫非是做梦，怎么又到了医院里呢？他猛然间可不知是何理由，闭上了眼睛，仔细想想，他才明白了。这是昨晚上出去卖饽饽，在人家墙角落里，曾冻得身体不能支持，就这样昏睡过去，原来又是死里逃生了。
因为她们自世良去后，孔善人给了她们十块钱搬家费，逼着她们搬了。她们也是一时找不着房子，就在本巷又找了人家后门口一间小屋子住着。这样的风雪之夜，母女两个，守着一盏孤灯，有什么意思，因之盖着厚被也就安然地入梦了。这时听到街上一片嘈杂的声音，她们也就惊醒了。后来那声音居然闹到门口，而且拍起门来。这让她两个，更为吃惊。
周世良依然将头靠住了墙壁，懒懒地道：“照着陈先生这种话说，穷人家子弟就不能念书了？”陈仲儒道：“情理是情理，事实是事实。这个年月，不讲情理，所以穷人不能念书，除非中国另外辟个穷人城，穷人就可以念书了。”
可是那日历只撕到三十一号，陈仲儒就给他把川资办来了。在那昏黄的灯光下，陈仲儒掏出三十块钱现洋交给他。他两只黄蜡似的手，颤巍巍地捧住那一大截现洋，在那颤巍巍的时候，就带向着陈仲儒作揖，同时两只眼睛里的眼泪，双管齐下地向洋钱上落着。
到了汉口，偏赶上了下水轮船的独班，打算进统舱去找着铺位，由汉口到安庆，茶房一定要他五块钱。世良去了二十多块钱的车票，又去了三块多钱的船票，却拿不出五块钱来买铺位了。他倚恃着自己出过几回门，也就不在乎，找到二层船舱后梢，就在厕所外面船板上展开铺盖来。
倪洪氏一个翻身坐了起来，披着衣裳先坐起来，口里叫道：“谁打门？我们姓倪。”外面警察答道：“正要找姓倪的。周老板回来了！”菊芬睡在娘跟前，将被盖着头，听到这话，头向外伸着喊起来道：“干爹回来了！”只这一声，她自己也就坐了起来。倪洪氏也顾不得她了，出了卧室来开大门。
他说到这里，又踌躇起来，世良抱着拳头拱拱手道：“你放心！我怎能够那样不懂好歹呢？”陈仲儒道：“周老爹！你假如愿回去的话，我就在良心上要好过些。川资一层，都在我身上。”说着，伸手连拍两下胸膛。
他心里这样的想着，望着那些人，自不免发怔。其中一个年纪最轻的，头上戴了尖顶毛绳帽子，又架了大框眼镜，活现出那淘气的样子来。世良回想初见面的时候，记得他穿了短脚裤子，那淘气也不下于今日，于是望了那少年只管出神。他却笑道：“周老爹！你令郎进了哪个学校？”
他心里这样地埋怨着大夫，可是大夫却格外地多事。当他在官医院里诊治了两个礼拜之后，大夫对他说：“你可以出院了。但是你在这一个冬天，都不能再出来工作。因为你的身上，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再要冻死在路上，就不能救活了。”周世良道：“我要不出来工作，哪来钱吃饭？不冻死也要饿死了。”
他如此想着，背着藤筐，提着灯，向外就走。当他走到院子里时，却有几个同乡的学生，站在那里。有两个都穿了西服，脖子上绕了毛绳围巾，手上戴了皮手套，肩上却挂了一双溜冰鞋。还有两个，是皮袍上再加了皮领大衣。不过这大衣却比皮袍子短了一大截。据说，这是西服大衣，套在中国衣服上穿，是最摩登的式子。其实穿这种大衣的，不见得有罩中国衣服的长大衣不穿，不过是北平学生穿衣服的一种办法罢了。
世良靠了那墙，默然着许久叹了一口气道：“你这话有理，我错了，不该把儿子念书。”陈仲儒道：“说起来，我也应当负一点责任的。设若去年你们初来，我不把你们介绍到怀宁会馆去住，如何会认得孔小姐？不认得孔小姐，令郎也许不会落到现在……”
世良虽是在船上吹了两天的江风，没有生气了，然而轮船在江心下船客，只有一二十分钟工夫，若不抢下划子，就要被轮船带到下水大通芜湖去了，所以他侧了身子挤在人堆里，一手拖着铺盖卷，一手高捉了网篮，伸长了颈脖子，也只是向外挤。
世良虽明知这话未必然，难得人家有这样的好意来安慰着，只管是和人家点头作揖，口里连道：“我一定记着陈先生这句话，好好地保养。”但是他的环境，怎样能够让他好好地保养呢？
世良知道自己父子这段故事，同乡大概都清楚的。他这样问着，分明是有意讥笑。便道：“唉！不要提起。”
世良看了窗子外面几个学生来往着，呆呆地看了去，只管流下眼泪水来。他坐在床铺板上，斜靠了砖墙，头歪着垂在肩膀上，那眼泪水牵丝般地向怀里滚来，泪珠点点滴滴地滴在手背上，他也不去理会，只管让它在手背上湿着。
世良点点头道，“我明白。但是我是个能自己卖力气的庄稼人，而且原本也有田种，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到北方来累同乡呢？我真该死！”说着，连连地顿了两下脚，那眼泪流下来的程度，越发是像两股泉水了。
世良听了这话，比用刀尖挖他的心还要难过，一阵头晕，天昏地暗，人站立不住，和饽饽筐子手提玻璃灯，一齐向地面上滚了去。这一下子，把全院子的人都惊动了，围拥上来看看。有几位年长有经验的，说世良中了风，不能乱动，于是悄悄地将东西捡开，把他抬上床去睡着。
世良到了这时，是没有什么可惦记的了。他只望那日历上的纸条，撕着发现到了一号，然后离开这痛心疾首的北平。
世良低头想了许久，才答复了他那句话道：“陈先生！你看我有些不行了吗？”陈仲儒虽看出他的身体极其虚弱，但是他这句问话，却不解是什么意思。因道：“你是太辛苦了。”世良点了几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罢！”说着，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世良两手都有东西，气力又不行了，于是网篮行李互相颠撞着。后面一位挑担子的太湖客人，一头箩筐，向他腰眼里一撞，他便提了东西倒栽下划子去。他的头正碰在人家木箱上，一阵麻木，痛得半晌移动不得。然而上了划子的人，叫着骂着，有的找人，有的找东西，哪个来管他。
世良一看了这种装束，便知道是学生。尤其是他们把帽子歪戴了，在帽子辫带上结了一块学校的徽章，就表示出那活泼的青春态度来。记得带了计春初次来会馆的时候，就看到这一群学生。现在他们依旧地当学生，可是自己的儿子，就不知混到什么所在去了。
一个巡警叫起来道：“了不得！这里有了倒路的了。”另一个巡警也挤上前，他是年岁大而又富有经验的人，听着这话，就用手摸了一摸世良的鼻息，便道：“不要紧！还有气。赶快向局里打电话罢。”这时，巡警也顾不得惊动打牌的人与否，硬叫开了大门，在他们号房里，借着电话，打到了局子里去。
有一个警察将灯接了过来，因道：“你最好找一床被先给他盖上，再烧一杯开水他喝。”世良立刻抬起手来，眼睛向倪洪氏望着，摇了几摇，倪洪氏道：“周老板！你这是怎么了？”世良道：“大嫂子！我不行了。”说着，有气无力顿了一顿，又接着慢慢地道：“我……我不能……害你。叫他们，把……我抬出去……”说到那个去字，已经是没有声音了。
倪洪氏一阵心酸，眼泪就流下来。便道：“周老板！你放心，这不像你的家一样吗？你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的女儿就是你的女儿。”这两句话，大概让世良深深地受着感动，那枯瘦的脸上，也就流下两行眼泪来。
菊芬已是披好了衣服，一面扣着纽扣，一面走出来。她一看到世良面无血色，垂手垂足地躺在藤椅上，哇的一声便哭了。倪洪氏牵着她向后退了两步，连道：“傻孩子！你哭什么？干爹受的寒，睡一会子就会好的。”
这时左右的街坊，也都被这些声浪惊醒了。见倪洪氏留一个要死的人在家里，觉得她有侠气。大家受了她的感动，有火的送火，有热水的送热水。警察到了这时，也感到人家不过是亲戚而已，怎好把病重的人，向人家家里抬，也就自告奋勇，去找了一位西医来。
那医生诊了脉，便将倪洪氏拉到一边，低声和她道：“这个人既是刚刚下船的，当然有许多别后的话要说。现在我和他打一针强心针，让他再延长一些时候，有什么话，你们就赶快地去请他说罢。”倪洪氏道：“他是这样地不行吗？”医生道：“无论如何，今晚是不能过去的。我看到你们家贫寒，这是一番好意，你不要误了事。”那医生也不再多说话，自去和病人注射了一针，医药费也不要倪洪氏出一文，提了皮包，径自走了。
倪洪氏看到世良的样子，就知道不行，现在医生如此说了，她更是知道无望，于是走到世良面前，弯了身子，低声向他道：“周老板！你有什么话说吗？计春呢？”
世良道：“计春这孩子……不必提了。”说时，他见菊芬也站在面前，就抬起一只手来，战战兢兢地向她指着道：“她是一个好姑娘，你不要误了她的前程。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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