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说，“我要是从这儿给她打个长途电话，她5分钟之内就能报告警察说我在夫勒斯诺，到那时这里的每一个警察都会来抓我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去威尔士伯格旅馆，订一间房，设法从威尔士伯格夫人那里打探点儿消息。”
“用假名登记？”
“不，”梅森说，“那不就意味着潜逃了吗。我用真名登记，在警察找到我之前我大约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那座坟挖好多长时间了，保罗？”
“至少3天了。代文浦死之前孩子们在里面玩了3天。”
“这可不大妙了，”梅森说，“地方检查官会以此作为预谋杀人的证据。”
“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已经那么说过了，他把它称之为他所遇到的最卑鄙、残忍的预谋杀人案。”
“好了，”梅森说，“我会去找你的。”
梅森确认没人注意他后离开了电话亭，然后留出去叫了辆出租车，直奔威尔士伯格旅馆。
坐在登记桌后面的女人大约50岁左右，神态很像是主婦，她的嘴chún看上去很友好，但眼睛却显得很锐利，像能把人心看透似的。
“您好，”梅森说，“我没带行李，没计划要留下来，我只带了钱。”
“我们要的就是钱，”威尔士伯格夫人说，“还有两间房，你可以随便挑，5美元一间。”
梅森递给她5美元同时给了她一张名片。“我是律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在这里的一个案子的情况。”
“是吗。”
“我想了解一下弗兰科·史坦顿，”梅森说，“几天前他在您这儿住过。”
“是啊，噢，你是第二个问起他的人。”
梅森温和地笑着说：“史坦顿先生朋友挺多的。”
“出了什么事？他做了些什么？他……”
“就我所知没什么事，”梅森说，“只是想给他一些文件。”
“噢！”她尖声说，接着，她很怀疑地问：“离婚？”
梅森摇摇头，“我不便讲太多细节，不过是关于一处矿产买卖权的问题。买卖权再过几天就到期了，如果买方要求偿清买卖权的话，嗯，你知道，如果不能找到史坦顿那将是非常尴尬的。”
“啊，是的，我明白。噢，他只在这儿呆了一个晚上，他留下了在洛杉矶的地址。”
“我有他的地址，”梅森说，“可是他不在家……嗯，还有几天的时间，但如果他想把自己藏起来的话那就太令人尴尬了。你记得关于他的什么事吗？”
“不很多，”她说，“他在做矿产生意，这个我知道。他拿了两只箱子，非常重的箱子，他好像说里面有什么矿样。”
“矿样？”
“我猜是的。他还带着一只他新买的手提包。”
“新买的？”梅森问。
“对，包是裹着的，除了提手之外都用纸裹着。还有，从他拎包的样子能看出它是空的，但箱子显然是满的。”
“两只箱子？”
“是的。”
“嗯，是不是有人和他在一起，还是他一个人？”
“不，他是一个人，这是我惟一确切记得的事。来了一些客人找他，大约11点半的时候他隔壁房间里的男客打来一个电话，说他不想抱怨，可是史坦顿先生的房间里一直有人说话，使他无法入睡。他问我是否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请他们保持安静。”
“谈话声很大吗？是吵架吗？”梅森问。
“显然不是，恰恰相反。他们谈话声一直很低，但他们一直在说，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当你想睡觉的时候如果有细微的单调的噪音，比方说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或是什么别的类似的声音，这声音会显得很大，能把你烦死。”
“我完全理解，”梅森说，“你不知道史坦顿先生早晨什么时候离开的？”
“不知道。我大约一两点钟或者是3点钟才睡，通常我睡得很晚。服务员照看房间。”
“您这里真不错。”
“谢谢。”
“您有多少个房间呀？”
“52间。”
“地方可真不少，”梅森说，“照看这么多房间一定很不容易。”
“是不容易呀。”
“我猜你们肯定也有自己的麻烦事儿吧？”
“的确是有哇。”
“您往他的房间打电话告诉他不要打扰别人时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在商量事情，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这是实话，我从门里往外看，看见有辆车停在他房间的外头，几分钟后那车就开走了。”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车吗？”
“不知道，只是一辆普通大小的车，常见的一个牌子，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我不大擅长判断车型，我丈夫只要看一眼车就能说出它的年头、牌子和型号，只要看一眼就行。我对此可不在行。”
“史坦顿没有打长途电话吧？”梅森问。
“这我可说不准。你明白，我们并不能很准确地把这类花费计在房费里。人们想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到大厅里的收费电话亭去打，那儿有两个收费电话亭。我们当然能够接通长途电话让客人在房间里谈，如果我们知道房客是谁可能会这么做，不过如果是陌生人我们不鼓励这样。”
“史坦顿先生没要求长途电话服务？”
“我在的时候没有。我相信他没有要求，因为帐单上没有任何长话记录。”
“但是他有可能到大厅去打电话吧？”
“噢，是的。”
“那会被注意到吗？”
“不会，根本不会。”
梅森说：“噢，我自己也要打个电话。”
他高兴地微笑着，走进了电话亭，投进一枚硬币，要求接执法官办公室。电话接通后他坚持要跟负责人谈，当他听到助理执法官声音时说：“我是佩里·梅森，一个律师。我到这里来跟我的当事人爱德·代文浦夫人见面。你们拘捕了她，我想和她谈谈。”
“你……你……你是佩里·梅森？”
“是的。”
对方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文尔雅：“您现在在哪里，梅森先生？”
梅森说：“我在威尔士伯格旅馆，我想乘出租车去您的办公室，和我的当事人谈谈。”
“嗯，现在，梅森先生，您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对方说，“我们希望在此表示我们的友好，我们将派车去接您。您就呆在您现在的位置，5分钟之内就会有车去接您。”
“5分钟之内？”
“嗯，可能更快些，”对方说，“请稍候，我看看我能做点什么，请先别挂断。”
大约30秒钟的静寂之后对方又说：“我们有一辆车在等您，梅森先生，我们一直在找您。”
“真的？”梅森说。
“是的，你去了代文浦先生在天堂的房子吧？”
“没有。”
“没有？”对方不相信地问。
“没有，”梅森说，“我去了代文浦夫人的房子，如果你想知道那封信的内容你最好去审问代文浦先生的秘书美宝·诺格。还有，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代文浦先生死前的晚上曾经住在这里，住在威尔士伯格旅馆，他登记的名字是弗兰科·史坦顿。”
“你肯定吗？”执法官问。
“当然，还有汽车牌号。”
“你为什么给我们提供这个消息？”法官问。
“我的天！”梅森惊讶地叫道，“难道有什么理由我不告诉你们吗？”
“不，我想没有。我们觉得你可能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你的消息。”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想？车道上来了一辆闪红灯的车，我想这是来接我的吧？您派车可真够快的。”
“我们希望高效率，梅森先生，”助理执法官说，“刚好有一辆广播车在您附近，更巧的是，他们正在询问各家旅馆，查找代文浦先生在哪儿住过。”
“噢，很高兴我替你们节省了许多麻烦，”梅森说，这时，两名虎背熊腰的助理法官走进大厅，他挂断了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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