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是最危险的诱惑”，关于“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关于“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等等，都不能不说是言深意确之语。但是，我又深自庆幸张爱玲的我行我素，从一开始就答曰：ｎｏ！一而贯之地那么“技巧”、那么“狭窄”、那么“词藻光芒”地写着，活着。多少年过去，今天谁能说，文学中与人生中的张爱玲，缺乏“深度”与“实质”呢？深度已经内化在“张味”十足的形式（包括生存方式）之中了，而“张味”也早已成了张爱玲小说的“实质”本身。
从“正确”与“不正确”的角度去讨论文学是笨拙的。且不说，那些内容一贯很正确的作家与作品大多都是一些乏味的写作，今天早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同理，有些内容“正确”得让人乏味生厌的作品，设若形式上乘，便仍有可能具备高于内容的美感魅力。文革样板戏中今天仍让人朗朗上口的那些唱段，片段，即是一个例证。
--形式就是这么一种古怪的、“不好惹”、“大不吝”的东西。由此，回看今天大陆文坛上对于王朔小说、《废都》、《白鹿原》等等的讨论，也许有助于我们多增添一点别的除了“正确”之外的视角与眼界吧？
借用余英时先生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句法：陈寅恪，是传统中文化的一个“文化的遗民”；那么，张爱玲，则是现代中一个世纪的喧嚣华丽风流云散的寓言了。在张爱玲以刻意选择的孤寂方式死于他乡异的同时，北京正在为另一位同样可作“世纪证言”的女作家冰心大张旗鼓作华诞祝寿。虽然张爱玲早已说过：“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我看苏青》）今天一般读者不知为何方神圣的“才女”苏青，早已焚身在一片“正确”的革命烈焰之中了；这种不期而至的张－冰“比较”--在渺无人迹的葬礼与急管繁弦的寿礼之间，竟然逼肖张爱玲嗜读一生的《红楼梦》中的“钗、黛”终局，则仍旧涓涓漏漏渗出了世纪末的“荒凉”况味。--忽然觉得秋肃逼人，还是不要往下写了吧！
苏 炜
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
一个“举欢腾”的日子
于美新泽西
「作者简介」苏炜，文学评论家。曾任职中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任教于耶鲁大学东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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