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第一次让那个女的给骗了，他就丢尽了大脸，栽了，不管他怎么卖力表现，人家对他仍旧三心二意，不肯委以重任。那小娘们儿，实在是恶毒，活活儿涮了老实的小冒一回。
门晓刚又留他老婆在这屋里过夜，令冒守财怒火中烧，却只敢怒不敢言。人家是正式夫妻，在一起名正言顺。不过门晓刚总算是自觉的人，从来不在冒守财在屋时跟老婆过夫妻生活。
屋正中间用柜子隔了一道墙，算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眼不见心不烦”吧。但一想到那边有个女人，冒守财就心里烦。那边只亮着微弱的台灯光，小两口在低声耳语着，不时发出极压抑的哧哧笑声，听得出很欢快开心。冒守财却独守半间房，不禁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每看到人家两口子团圆，他就辛酸，甚至仇恨人家。现如今自己老婆又怀了孕，还一个人在大同受苦，户口迟迟进不了北京，天知道分娩时户口再进不了北京，这样两地分居下去日子怎么过。两家都在农村，那几年日子不好过时两家父母全向他们要钱贴补，害得他顿顿吃辣酱拌面条。现在农村富了，老家的人每次提着肉提着雞蛋来看他们，又开始说风凉话，劝他干脆回农村去搞乡办企业，日子越过越红火，保准二年之内能盖起五间大瓦房来。说得他心酸眼酸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说什么也不能回农村去。再说了，虽然眼下穷，没房子，但他坚信日子会有希望的。只要混个一官半职，把老婆调北京来，有了房子一住，那下一代就是北京人了。自己发展好坏不去管它了，就算当个阶梯，为了下一代有个质变，能文文明明地在个开眼的地方成长就得了。那些留学生们在外国打工受苦招白眼，仍然坚持着死不回来，好些人其实根本不是为自己，就是为孩子，为能让孩子变成正儿八经的美国人而苦巴苦拽。人不就是这么一代一代接着茬儿跑接力才熬出来的么？要光为自个儿，他才不在北京混呢，回家算了。
一想到孩子，他就痛恨沙新和门晓刚。要不是这两个小四川人儿合伙捣鬼，这间房就让他冒守财一个人独占了。怎么着跟社里说说好话，也能让老婆来北京生孩子，在这屋里坐月子吧？要是户口办得顺，老婆就可以不走了，在这屋安营扎寨，那样的话，冒守财三十岁在北京安家立业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梦就成真了。
首先一大敌人是沙新。他和冒守财同一年分配来向导社，老婆又都在外地，等了几年才有一个家属进京名额。他们条件相同，给谁不给谁就有一争了。冒守财说他比沙新早结婚。名额当然是他冒某的。可沙新却打出一个料想不到的王牌，一下子把冒守财置于死地——这个进京名额是沙新那个文学室的吕峯奔深圳工作以后按“走一进一”的原则空出来的。沙新愣说按部门算，这名额该归他。按说沙新是在强词夺理，可小冒的理由也不充分。这样只能由社里来决定，看谁在领导眼里分量重了。来回拉锯，总也没有个结局。据说公安局有规定的，这类名额只空两年，超过两年不使用就作废。可沙新和小冒争个不休，社里又不想偏袒任何一方，眼看着这个名额就会打水漂儿。社里别人才不着急呢，作废就作废，又不关别人的利害，只说让沙新和小冒商量私了。
一个北京户口，三千、五千，怎么开价的都有。大街上常有人在电线杆子上贴告示：某某一人在京，家属在某地，因无法调进，愿放弃北京户口出走，谁若慾进京，可利用此名额与该人对调。这种“对调”往往是调进北京的一方向调出北京的一方私下交几千块钱才能对调成功。
小冒和沙新都想出点钱给对方私了。沙新常写文章发来发去，有点钱，开口就说给小冒最高价五千。一下子把小冒弄得自惭形秽。那会儿小冒正是紧衣缩食顿顿辣子面条的时候，人们发现每到五号发工资那天他才买点肥肉耗一瓶雪白的猪油存起来，每次吃面时挖一块拌面里。他本想出一千块给沙新的。一看沙新如此财大气粗，小冒便气不打一处来。同在出版社，他小冒就写不出文章来，撑死写点二三百字的书讯，每篇稿费五块几。可沙新的文章满天飞，虽说都是中国字，可攒一块儿就让小冒看不明白。据说有人批评沙新了，说他的文章是玩大词儿，故作高雅，大多是西方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生译硬译等等。可不管怎么说，他沙新有名也有钱。小冒一气之下，抱定“有钱也难买鬼推磨”的横心，就是不吐口，来个同归于尽。气死你。也难怪，沙新这人恃才傲物，总一副臭清高的模样，俨然青年批评家，似乎中国独一份，那样子是招人恨。大概他以为五千块能让小冒马上退出竞争，没想到受了憋，人家小冒穷有穷志气，卖了孩子买笼屉，不蒸馒头就争一口气。一下子沙新傻了眼。他问小冒出什么价儿，小冒说一千。呸！沙新急红了眼。“你成心耍我呀？瞧你个婊子养的样子！”小冒反倒不生气，哈哈笑：“谁他媽也别想好！早看你不是个东西。看不起我们乡下人，现在想收买我了？门儿也没有。你这种人，就得遭遭憋。”沙新无奈。
这边两个人争执不下时，有人不失时机地来坐收渔利。张副社长介绍来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编辑。此人是西安某出版社的，丈夫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一直无法争取到名额把老婆调进来。他自己又不想去西安。这女编辑头一天办了“借调”手续，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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