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胡风先生与我的关系，如果仅仅限于交往，那是十分简单的，用不多的话就可以说清楚了。但如果从另一面看，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这不仅是指我曾被定为所谓的“集团骨干分子”，因而长达近２５年在一种险恶的处境中，而且也是指在文学思想上和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
１９４０年的夏天，胡风当时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教，邹荻帆带我到他家去看他，那是离学校不远的农村中的一间小土房。他一家人正围着一张低矮的小桌吃晚饭。他穿着背心和短褲。他赶快扒完几口饭，过来接待我们。那以后不久，也是荻帆带我到重庆张家花园中华文协去看艾青，他也正在那里。再就是１９４７年春在南京，剧专剧团公演路翎的话剧《云雀》，我在后台碰见了他——他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看演出的。解放前我们就只见过这么三次面。在重庆一般的文学集会的场合，我还看到过他，那就谈不上什么了。就是这三次见面，时间也都很短暂，没有进行多的交谈。但每一次见面都还留下了一点印象。初次见面的那一回，他交了一叠稿纸给荻帆，出来后荻帆告诉我，那是他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的部分原稿，要抄一份送往延安去。第二次见面的那一回，他和艾青正在对将要在《七月》上发表的吕荧写的《人的花朵》一文进行讨论。１９４７年的那一次，有人谈到一位熟人被国民党逮捕的消息，他听后默然久之，但可以感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没有在他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东西。１９４２年，我听说他认为我的一篇受到有一些人赞扬的散文诗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因为他当时正在编《七月诗丛》，约了我的几个朋友编集，却撇下了我，这很使年少气盛的我感到难堪，而且颇为忿忿，就发誓不向他编的刊物投稿。
解放初期，我们通过两次信，一次是我请他对我发表的一个独幕剧提提意见，他回信倒是给予了鼓励的。另一次是，我认为他在一本文集的后记中，批评一位同志的态度和语气是过分了。他回了一封短信说：你不认为他写的那篇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和语气是更过分么？我把那篇文章找来看了，就再没有说什么。
从１９４７年夏到１９５３年春，绿原和我都在武汉。绿原和胡风保持着联系，有时他将胡风的来信给我看看，特别是解放以后的那几年间。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展开的对胡风的批评并没有能说服我，倒是后来胡风作为回答的那本《论现实主义的路》，我认为是很有分量、很有水平的。对于解放以后他的处境我颇为同情。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期间，我和几个朋友一道去看过他几次，这才有机会听到他较多的谈话，直接对他有一些了解。他对当时的文艺现状是不满的，对于那次文代会认为也难以解决问题，他也谈到了几年来自己的遭遇，我感到了他心情的苦闷、激动和焦躁。我后来和绿原谈到，他要冷静一点才好……。绿原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路翎也有同感。绿原要我直接找胡风坦诚地谈一谈，说这是有必要的。但我感到，我和他不熟，又是后辈，不便谈，就罢了。一年多以后，胡风托绿原转告我，要我对他过去的理论工作谈一谈意见。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谈。而且，那正是１９５５年大风暴的前夕，根本不是谈理论问题的气候了。
我们过去的交往不过就是如此，有什么可多说呢？
然而，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的影响的。
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作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战，我都认真阅读过。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峯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有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的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jī]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同时也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jī]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
由于事态是逐步发展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