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宣公三年：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宣公十五年：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
成公十一年：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
成公十六年：季孙于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
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襄公十年：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于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
襄公十四年：余以巾栉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襄公二十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
襄公二十六年：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归，以告夫人。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献。"左师改命曰："君夫人。"而后再拜稽首受之。
昭公元年：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昭公二十年：。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
昭公二十五年：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与饔人檀通，而惧，乃使其妾抶己……
襄公十四年：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
哀公十五年：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适伯姬氏。
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大子。国人始恶之。
由以上统计可见，"妾"要么与"臣"并称，要么与牛马并称，要么是可以被粗暴对待的，要么是可以买卖的（"媵"却不是买来的），要么是有明确记载其出身卑贱的，在称谓上还有"贱妾"（卑贱的妾）和"嬖妾"（受宠的妾）两种。
妾的身份虽然卑贱，但也可以因美貌等原因获得国君的宠爱，如襄公二十六年的"弃"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而在哀公二十四年，鲁国还真的发生"以妾为妻"的事了，负责国家典礼的宗人申说从来没有立妾为妻的"礼"，而鲁哀公硬是立了这位妾为夫人，还立了妾生的儿子为太子，此事令国人大为不满。（Ⅰ）
如果媵妾制度当真存在，我们再看媵、妾之别，这两者的身份是有本质差异的。媵为贵妇，妾为贱婢，媵是"一聘九女"的一锥子买卖，妾是只要高兴随时可以搞一个。这时候再来体会"毋以妾为妻"的意思，其中涵义是：丫鬟可以填房，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作了大奶奶。"礼仪之邦"的重大禁忌，除了前文介绍过的"夷夏之防"和"嫡庶之防"之外，再一个就是"尊卑之防"，如果以妾为妻，不但会影响到"嫡庶之防"，也会威胁到"尊卑之防"--如果国人们听说国君的第一夫人只是一个低贱的婢女，心理上的确很难接受，毕竟那个年代里还没有灰姑娘的故事。（Ⅰ）《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使宗人衅夏献其礼。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公卒立之，而以荆为大子。国人始恶之。
那么，国君的女人里，身份等级上大体已经可以分为三级：夫人（一位）、媵（若干）、妾（若干）。以妾为妻是为礼制和社会舆论所禁止的，至于媵，则可以在夫人死后论资排辈地当上"摄政王"。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是周代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礼仪之邦"的特色之一，而在周代之前，史料或传说中则有多女共事一夫而并无不同等级的说法，著名的比如舜之二妃。
另一个问题是，至少早在汉代，"妾"的涵义已经扩大化了，经师们也往往搞不清媵妾之间的区别了。比如《白虎通·嫁娶》解释为什么对正妻要聘、而对妾则不聘的道理，文中所讲的"妾"其实却是"媵"。（Ⅰ）后儒更是常常搞错，如清人郝懿行《尔雅义疏》是尔雅学的权威之作，解释"同出"的时候，说：大约古代媵女取于姪娣，姐姐作了人家的妻子，妹妹就作人家的妾，是谓"同出"。（Ⅱ）--"同出"之义另有说法，但这就和本文无关了。
（Ⅰ）《白虎通·嫁娶》：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孙，欲尊之，义不可求人为贱也。《春秋传》曰："二国来媵"可求人为士，不可求人为妾何？士即尊之渐，贤不止于士，妾虽贤，不得为嫡。
（Ⅱ）[清]郝懿行《尔雅义疏》释"同出"：盖古之媵女，取于姪娣。姊为妻，则娣为妾，同事一夫，是谓同出。
再看《史记》，其中凡用"媵"字如下：
《殷本纪》：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秦本纪》：既虏百里傒，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傒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
《楚世家》记靳尚语："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
《张仪列传》记靳尚语："秦王甚爱张仪而不欲出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美人聘楚，以宫中善歌讴者为媵。……"
《殷本纪》中伊尹为随嫁的媵臣，《秦本纪》中百里傒也是随嫁的媵臣，实际上就是新娘带到婆家的男仆，《楚世家》和《张仪列传》这里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是说秦王要给楚王送美女，还会以宫中歌女为媵。--这好像有点儿"一聘九女"之义，而值得注意的是，靳尚谈到秦王给楚王送美女时用词虽然为"聘"，但恐怕楚王早有夫人（正妻）了。
《楚世家》对这个问题虽无明载，但查靳尚说这番话是在楚怀王十八年，而在八年之后，即楚怀王二十六年，楚怀王太子到秦国去作人质，翌年，太子在秦国私斗杀人，逃回楚国。所以从时间上推断，靳尚说那番话的时候，楚怀王太子已经有些年纪了，自然楚怀王也早有正妻了。那么，靳尚用的这个"聘"字就肯定是不合"礼"的。
再者，靳尚用的"媵"字更没道理。就算楚怀王当真迎娶秦国公主，"媵"的应该是秦国同姓国的贵族女子才对，怎么也不该是秦王宫中的歌女呀。当然，战国时代，诸侯所剩无几，再找同姓公主来"媵"确实不容易了。
再来对照《左传》。《左传》凡用"媵"字无一例外是"一聘九女"的那种"媵"。"媵"字在《左传》和《史记》当中的用法截然不同。《史记》当中，"妾"依然卑贱，但"媵"在《左传》中的涵义已经不复存在了。
吕思勉分析婚制，曾论及媵、妾之别，说因为男权无限，所以男主人对家里的女性只要看中了谁都可以通奸，于是，在这些被"通奸"的女性当中，从妻子那边来的就叫做媵，自家原有的就叫做妾，在妻子之外而有性生活的女子不外乎这么两类，所以古时常以妾媵并称。后世娶亲送女之制已废，媵之名便也跟着废了，都称为妾了。（Ⅰ）
现在，回顾杜预、孔颖达和杨伯峻对声子"继室"的不同解释（即便考虑到现代学者对媵妾制度的质疑，而保守地以侄娣婚视之），大约可以推测：如果声子仅仅是"贱妾"而不是"媵"的话，摄行元妃孟子之职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只有当声子本为"右媵"的时候，这种论资排辈的提升才是顺理成章的。
媵妾制度虽然被公羊学家描述得巨细无遗，但那些"诸侯一聘九女"和"三国往媵"之类的说法还是难免令人起疑。要知道，这些婚姻大多都是政治挂帅的，如果要符合"三国往媵"的规矩，就需要有四个同姓诸侯国参与其事（一国讨老婆，三国嫁女儿），这种要求对于政治婚姻来说显然是有一定难度的，如果这真是春秋时代得到普遍实行的一贯制度，还真有点儿难以想像。
那么，怎么来验证公羊家们的这些说法呢？那就看看地下出土的"媵器"了。
所谓媵器，就是诸侯在嫁女的时候专门铸造的青铜器，是陪嫁的东西，可供女子在夫家作祭祀或生活用，铭文上还会高高兴兴地记载着这类的话："女儿呀，你要出嫁了，爸爸给你铸了这件青铜器，你在夫家要珍惜使用啊！"春秋时期是媵器制作的鼎盛时期，可虽说鼎盛，却也有简略的一面，日本学者白川静描述这一现象说："（春秋时代）以作器之目的而言，则媵器类居多。其铭文，除非特例，一概只书作器者之名与作器之事，内容很简略，显示时人对彝器的观念有了变迁。此外，文字书体亦多散漫不整；不过也因为地域的分隔而各自发展，形成不同的样式，文化地域化的现象甚为显著。"（Ⅱ）
图－陈侯簋铭文：陈侯作王妫媵簋，其万年永宝用。
（Ⅰ）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55页）：因男权无限，家中女子，凡所欲者，皆可通奸，于是自妻家来者，则谓之媵，家中所固有者，则谓之妾。妻以外得相交之女子，总不越此二类，故古恒以妾媵并称。后世送女之制已废，则媵之名宜废除，而但称为妾也。
（Ⅱ）[日]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温天河、蔡哲茂/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中华民国1978年第1版），第208页
上图陈侯簋铭文中的王妫是这位陈侯的次女，陈侯把她作为媵嫁到了周王室，特地作了这个簋，是为"媵器"（Ⅰ）。大约有人会问：按规矩，陈侯应该一并嫁出三个女孩子才对吧？可铭文上为什么只写了王妫呢？
两女同嫁一国，这在媵器上似乎确有反映，按曹兆兰《从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以只给自家女孩子铸造媵器的居多，铭文中提到同时出嫁的外国女孩子的却很少见，这就使"诸侯一聘九女"的盛况很难在出土媵器当中看得出来。另一方面，一铭同嫁两女的媵器虽然不多，但到底还是有的，可一铭同嫁三女的媵器至今却一个都没发现。（Ⅱ）
曹兆兰并没有因此而质疑公羊家的说法会不会存在水份，高兵则推论说："既然在目前著录的媵器中，一器铭一女多于一器兼铭两女，说明两国通婚多于三国通婚，也表明两国政治同盟比三国政治同盟容易缔结，因而是最普遍的同盟形式。同理，两国通婚也是最普遍的的通婚方式。……四国通婚也难以成为诸侯媵妾婚的定制、常态。那么，《公羊传》关于'诸侯一聘九女'的盛况恐怕只好当成特例来看待了。"（Ⅲ）--想到公羊家素来有托古改制的名气和理想主义的做派，对他们的说法慎重一些也许不算多虑。
曹、高之说是否成立，至少还要通过两个质疑。一是如前文所述李仲操对许子妆簠的解释，由此而推论，媵器上所反映的两女同嫁一国很可能是一种误读，实情则是两国换婚；二是对媵器之"媵"的解释因受文献的导向而容易让人理解为媵妾制度之媵，并以此作为释读金文的前提，但如果作最保守的推论，这里的"媵"也许仅仅是"送"或"陪嫁"的意思，送（陪嫁）的是东西而不是人--所谓媵器，也仅仅是娘家铸造了这件青铜器皿来作为女孩子出嫁时（或出嫁后）的陪嫁。
再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媵的风俗似乎起源颇早，曹兆兰引《周易》的归妹卦推想"在殷末可能已存在媵妾婚"，但遗憾的是殷商的材料很少（Ⅳ）。有趣的是，《周易·归妹》不仅讲到过"归妹以娣"，还讲到"归妹以须"。--有没有人想过，为什么一定是"带着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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