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既不是一蹴而就、从无反复，更不是各个地方同时发生的，比如，作为生活在周代的殷商后裔，宋国的兄终弟及观念似乎就更强一些（比如前述宋宣公的故事），而立宠姬所生之爱子也算是国君们一个顽固的人之常情--鲁惠公似乎就是一个样板，或许因为爱仲子而欲立桓公，于是也像宋宣公一样，在继承法问题上埋下了一粒乱国的种子。从这层意义上，我们大约也可以对"《春秋经》为何开始于隐公"这个问题解读出一则新的春秋大义来。
另外，王国维的考证虽然尚存争议，但他对嫡长制的意义所作的分析仍是尤其值得参考的：从嫡长子继承制度而有了宗法和丧服之制，由此而又有了封建子弟之制，以及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度（Ⅱ）。周人政治的渊源，乃至后世许多社会体制与社会问题的渊源，都可以在嫡长子继承制上找到。
（Ⅰ）胡厚宣：《甲骨商学史论丛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32－133页。
（Ⅱ）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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