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无谥之明证。
（Ⅷ）《白虎通·谥》：所以临葬而谥之何？因众会，欲显扬之也。
"谥号"的"谥"字和"益"字是古今字，在中国文字里，本来只有"益"字而没有"谥"字，"益"有"增加"的意思，这个意思到现在还在，比如"增益"，所以"益"（谥）从字面来看就是给死者增加一个名字，后来人们才造出了一个"谥"字来代替"益"字诸多义项中"增加名号（即谥）"的意思。（Ⅰ）
而作为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如果死了，大臣们要到南郊去搞仪式来定谥号，其中涵义是：一，表示大臣们虽然都很想褒扬君主，掩恶扬善，但此时此刻是在和老天爷沟通，所以"不得欺天"；二，表示谥号虽然表面上是这些大臣们给议定的，其实背后拿主意、当后台的是老天爷。（Ⅱ）
谥法一直流传，到了秦朝才突然中断。秦始皇嫌谥法是"子议父，臣议君"，下令废除，改为编号，如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直到千世、万世。（Ⅲ）
平心而论，秦始皇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当领导的生时再威风，死后也一点儿权力都没有了，大臣们要是给自己定下一个难听的谥号（所谓"恶谥"），让后世千百年都拿一个丢人的绰号来称呼自己，这岂不是很没面子（Ⅳ）？再说了，商议谥号的人除了太子就是一班大臣，这些人以前都归自己管，现在倒让他们来给自己拿主意了，这岂不是很没道理？--其实这里反映的正是封建时代和专制时代的不同：周代封建，政治制度大致可以说是贵族民主制，国君大约可以比作一个家族股份公司的董事长，董事长死后，由沾亲带故的董事和股东们给他议定谥号，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秦朝则是皇帝的独资公司，和大臣们也很少再有血缘纽带，如果老板死了，由一班雇员来给老板定谥号，此间情境自然和周代无法相比。
谥法之恢复当在秦汉之际。儒生们在秦政权之下过得很压抑，等陈胜起兵，儒生们纷纷带着礼器前往投奔，其中就有孔子的八世孙孔甲。陈胜死后，这些儒生们把他谥为"隐王"。这是谥法恢复的第一例（Ⅴ）。隐王的"隐"字正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鲁隐公的"隐"字。如果从陈胜的生平行止来推想，若要"闻其谥，知其行"，"隐"这个谥号的意思大概应是"事业未完成，中途遇害"，这倒正和鲁隐公的身世相近。
汉代以后，谥法更加制度化了，也多为我们现代人所熟悉，比如汉武帝之"武"、唐玄宗之"玄"、宋仁宗之"仁"等等，但由于政治制度不可逆转地走入了专制的大框架里，谥号便也好听的多、难听的少了，而那些难听谥号的得主大多也都是改朝换代时候的末代帝王，这和周代的情况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Ⅵ）。
（Ⅰ）汪受宽《谥法研究》，第15页。
（Ⅱ）[清]陈立《白虎通疏证·谥》：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谥之者何？以为人臣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善者也。故《曾子问》："孔子曰：'天子崩，臣下至南郊告谥之。'"……（陈立注：）《通典》引《五经通义》云："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还，素服称天命以谥之。"……《礼·曾子问》注亦云："春秋公羊说，以为读诔制谥于南郊，若云受之于天。"
（Ⅲ）《史记·秦始皇本纪》：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谧。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Ⅳ）《孟子·离娄上》：暴其民甚，则身弒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Ⅴ）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6页。《史记·陈涉世家》：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Ⅵ）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44页：汉以还恢复谥法，然亡国之外，率不得恶谥也，此时之臣下诚不得议其君矣。
郑夹漈曾作《谥法略》，论说谥法只有表扬而没有批评，道理很简单：如果老板刚死，小弟们就给他拟定一个足以遗臭万年的谥号，这也太不厚道了！（Ⅰ）
时至近代，王国维对谥法之源起产生怀疑，比如他在《遹（yù）敦跋》里提到：遹敦的铭文有三处提到"穆王"，这应是指周昭王之子穆王满，问题是：为什么在穆王还在世的时候就称他穆王呢？--其实，周初如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周昭王、周穆王这些文、武、成、康、昭、穆的用字其实只是"称号"，而非"谥号"。从殷商甲骨文和《诗经》、《尚书》，还有文王彝器里都能找到证据，这类字眼作为美称实在由来已久了。而这些美称，人活着的时候大家这么称呼他，死了之后大家还是这么称呼他。--王国维最后推论谥法的起源时代，大约在西周中期的周共王、周懿王之后。（Ⅱ）
郭沫若上承王国维之论，把推论更推进了一步，从金文估算出谥法之起源大约在春秋中叶以后，从典籍估算出谥法之起源当在战国时代，而《逸周书》则为战国伪书，其中的《谥法解》当然不大可靠。郭沫若还认为，《逸周书·谥法解》应是作者搜罗前代君王的名号，结合君王们的一生事迹加以附会，这才造成了一个谥号有多种解释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恶谥"更没道理：幽、厉、灵、夷等等所谓"恶谥"，这些字本来都有善义；谥法中的哀和悼被认为是表示追思的，而哀其实可以读为爱，悼可以读为卓，未必就真是追思。（Ⅲ）
郭沫若虽然对《逸周书》的判断未必可靠，而关于谥法的"附会"之论，原本就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拿本文中第一个出场的鲁隐公来说，"隐"字在《谥法解》里就有两个互不相关的解释，一个是"不显尸国"，一个是"隐拂不成"。所以郭沫若的话倒还真是合情合理，我们可以假想一下《谥法解》的作者查阅古代文献，发现甲隐公文治斐然，乙隐公勇猛好斗，丙隐公三心二意，这三个隐公都叫隐公，可彼此之间却如此不同，怎么办呢，那就一字多解好了。于是，"隐"字在谥法里就具有了三种涵义：文治斐然曰隐，勇猛好斗曰隐，三心二意曰隐。
在郭沫若之前，顾栋高就曾详考春秋史料，列出种种疑问来质疑谥法的可靠性。顾栋高一是发现谥号似乎和死者生前的地位、而不是品行与功业的关系更大，二是发现有谥号的人多有寂寂无闻之辈，相反，一些足以当得起最佳谥号的春秋名流却令人吃惊地并无谥号可称，这岂不是很没道理？再者，一些著名的大坏蛋却堂而皇之地享有美谥，比如，因"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句名言而在后世知名的那位庆父，谥号为"共"，这简直太没天理了！（Ⅳ）
（Ⅰ）详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谥法考》。
（Ⅱ）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十八卷"遹敦跋"（《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第1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此敦称穆王者三，余谓即周昭王之子穆王满也。何以生称穆王？曰：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也。殷人卜辞中有文祖乙（即武乙），康祖丁（庚丁），《周书》亦称天乙为成汤，则文、武、成、康之为美名，古矣。《诗》称率见昭考，率时昭考，《书》称乃穆考，文王彝器有周康邵宫，周康穆宫，则昭穆之为美名亦古矣。此美名者，死称之，生亦称之。……周初天子诸侯爵上或冠以美名如唐宋诸帝之有尊号矣，然则谥法之作具在宗周共、懿诸王以后乎？
（Ⅲ）《金文丛考·谥法的起源》，《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郭沫若卷》第471－480页。
（Ⅳ）详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谥法考》
这些说法和疑惑都很合乎情理，但正如我们在经学和史学当中一再遇到的那样，反方的解释同样合乎情理。童书业考查《左传》、《史记》的记载，认为自西周中叶以来，列国君臣乃至周天子的谥号与其人一生的德行、功业等等大体相当，如果说这些谥号当真是活人的称号，有点儿说不过去。（Ⅰ）
研究越来越深入，争议也越来越大，而谥法起源的推断直接影响到对先秦许多文献的时间判断，比如《大武》里几次出现"武王"这个称号，朱熹由此而怀疑该篇作品是成型于周武王死后。而王国维、郭沫若之后的一些谥法研究则把谥法的起源向前推进了一大截：不但提前于王、郭的推测，甚至比《谥法解》的说法还早而溯至了晚商时期。（Ⅱ）
汪受宽《谥法研究》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专论，对于谥法的起源，认为周初天子、王妃、诸侯、重臣均无谥号，可见周公创造谥法的古说并不可靠，但谥法之起源也不会太晚，因为统计一下《春秋》，发现其中记载大人物之死一共187次，都是先写人家的名字或爵位，没有一例是按谥号来写的，但写到这些人的葬事时，全书111次葬事全写的是谥号，同样无一例外。"这就说明，在葬礼中，这些人都得到了谥号，并正式将谥号通告了鲁国，因而书之于鲁史之中。"汪受宽举了郑庄公为例子："鲁隐公元年，称郑庄公为郑伯，言'郑伯克段于鄢'，这是书其爵。到桓公十一年夏五月，郑庄公死，写为'郑伯寤生卒'，这是书其名（寤生），因为任何一位郑国国君都可以称为郑伯，为了加以区别，故而在书其死时记其名。到记郑庄公葬礼，则写成'秋七月，葬郑庄公'，很显然，这是指郑伯寤生葬礼时正式定谥为庄公。"但是，《春秋》里葬后称谥虽无例外，活人而用美称的也不是没有。（Ⅲ）
据汪受宽的考证，谥法初起于西周，本来是贵族们给去世的父祖拟定美称，这种做法渐渐流行开来，周王室也开始仿效，到周孝王时代基本定型，而且，"由于谥号是追美尊者、长者和表示哀伤感情的，所以最初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谥号之有善恶，是从西周共和以后开始的"。（Ⅳ）
汪说谨严精微，但问题并未到此结束，一些意见的冲突或许也只是盲人摸象式的冲突而已。譬如，殷周彝器上的"生称谥"当真就是其人生时的美称吗？--有说是的，有说另有原因的。
说是的如夏含夷，夏从燕侯旨鼎铭文中燕侯旨以殷商惯见的方式称他已去世的父亲为"父辛"出发，梳理金文演变之脉络，推论周人谥法制度当建立于西周中期，并且是一个缓慢成型的过程，而西周铜器中许多"武"、"穆"、"康"等等确定无疑的谥号被用作生称，看来"谥号式的美称"不仅仅是用于已逝之先人的。（Ⅴ）
（Ⅰ）详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42－345页。
（Ⅱ）李山《周初〈大武〉乐章新考》（载于《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随着更多器物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等人的说法逐渐引起怀疑。屈万里《谥法滥觞于殷代论》、黄奇逸《甲金文中王号生称与谥法问题的研究》、彭裕商《谥法探源》等，都认为生称王号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谥法的起源甚至要早到晚商时期。
（Ⅲ）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1－12页。
（Ⅳ）汪受宽：《谥法研究》，第12－18页。该书第17页对周初谥法有三点归纳：第一，给谥对象有贵族、有王姬、也有周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第二，最早只有贵族给父祖的私谥，然后才有王朝的公谥，而且公谥似乎只见于给王朝成员，没有诸侯、贵族向王朝请谥的。第三，由于谥号是追美尊者、长者和表示哀伤感情的，所以最初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
（Ⅴ）[美]夏含夷：《燕国铜器祖考称号与周人谥法的起源》，《古史异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191－200页。
说另有原因的是杨希牧。杨先是把谥法之建立推定在周初，进而在"生称谥"问题上给出了一个新颖的意见：所谓"生称谥"未必真就是生时称谥，而是因为死者的谥号所用的就是他们生前的尊字，所以同一个字，生前为尊字，死后为谥号，外表一样，内涵不同。
杨说是从《左传·隐公八年》众仲关于请谥制度的一段话入手分析的，其中有"诸侯以字为谥"一句，这句话当初杜预把断句给搞错了，把"诸侯以字"作为一顿，后来的学者们大多跟着杜预以讹传讹。
男子二十岁行冠礼于是有"字"，这个"字"就有可能在死后成为其人的谥号，甚至有可能"字"的渊源即是起人生时的美称（Ⅰ）。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氏族部落里的青年因为勇猛善战，为人又好，赢得了一个"好熊"的外号，大家都叫他"好熊"而不再叫他的本名，其他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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