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桓公而惠公薨"，从字面上看，仲子嫁给鲁惠公之后，生了个儿子，即后来的鲁桓公，刚刚生下鲁桓公没多久，鲁惠公就死了。这个"而"字从文法上说显然是"承上启下之词"（Ⅱ），那么，"生桓公"和"惠公薨"应当是接连发生的。但从后文的记事来看，事情似乎未必如此。如果桓公刚出生不久爸爸惠公就死了，那么马上鲁国就面临一个新君即位的问题。这个时候，桓公还只是一个小婴儿，于是"隐公立而奉之"--立桓公为国君（也许是太子）而尊奉他。这段还要联系下文中解释为什么《春秋》不书"公即位"（"公"即鲁隐公）而说"不书即位，摄也"，说《春秋》本该在本年开头记录鲁隐公即位之事，但为什么没记呢，是因为隐公并非继承君位，而只是摄政罢了。--这个解释又和《公羊传》、《榖梁传》不同。
《左传》这短短一句话里歧意纷纭。首先，桓公的出生和惠公之死到底是不是接踵而来的？杜预说这两件事并不发生在同一年，而孔颖达继而提出三项证据：一是《左传》就在本年的后文中讲到惠公死的时候"太子少"，这里的"太子"就是桓公，而"少"的意思是指"未成年"，而不是"新生儿"；二是惠公改葬的时候隐公没有出席，想来一定是桓公作为丧主了--作丧主的一般都是死者的继承人，现代很多地方办丧事也是以死者的大儿子为首的，那么，既然桓公已经可以作丧主了，应该岁数也不会太小，可如果他真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此时最多也有只两岁；三是在隐公十一年，羽父和桓公合谋杀了隐公，如果桓公是在爸爸死的那年出生，犯下谋杀罪的时候才十二岁而已，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和别人谋划谋杀事件，这也不大可能。所以，综合以上三点，"生桓公而惠公薨"的意思应该是：仲子生下了桓公，若干年之后，惠公死了。（Ⅲ）
（Ⅱ）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521页。
（Ⅲ）[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生桓公而惠公薨，言归鲁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疏]注"言归"至"年薨"。○正义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传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大子少，葬故有阙"。少者，未成人之辞，非新始生之称。又改葬惠公而隐公不临，使桓为主。若薨年生则才二岁，未堪为丧主。又羽父弑隐，与桓同谋。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谋。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
杨伯峻是支持孔颖达之说的，他还详考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史记·宋世家》，推算出仲子在隐公元年时虚岁应该是二十七，而以当时男婚女嫁的年龄来说，二十七岁的女人很可能早就生孩子了。（Ⅰ）
这些分析都很有道理，但都只是推测而已，并没有一项铁证，而正如经史典籍中常见的那样：反方的论证同样有理。
刘文淇就曾经以针尖对麦芒的姿态一一反驳孔颖达的三点推论：一，"少"的涵义是比较广的，从小娃娃到少年儿童都可以涵盖于其中；二，《左传》只是说了惠公改葬时隐公没有出席，并没说桓公作了丧主；三，杀害隐公的事，坏蛋羽父正是欺桓公年纪小才这样做的。况且，《左传》明明说"生桓公而惠公薨"，两件事是接踵而至的，杜预的解释显然与原文相悖--他是别有用心的。孔颖达的三点分析是对杜预的曲义维护，说的一点儿都不对。（Ⅱ）
双方都有理，但也都是推测而无证据。在对"少"字本身的解释上刘文淇是对的，但具体联系到桓公身上，却很难说两方面谁对谁错。至于刘文淇说杜预的"别有用心"，是为日后出现的庆父张本，这就等后文再说了。
不论桓公是小娃娃还是小儿童，反正年纪还小，所以隐公"立而奉之"。
"奉"，清人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周礼》郑玄注：奉，是进的意思，又引《广雅》，奉，是持和献的意思。总括来说，奉，有尊崇的意思（Ⅲ）。至于"立"，字面上一目了然，实质上却很难解释。于是，这个"立而奉之"就出现了好几种解释。
汉儒贾逵说：隐公立桓公为太子并尊崇之。
汉儒郑众说：隐公摄政，奉桓公为太子。
杜预说：隐公立桓公为太子，率领国人尊奉他。
孔颖达支持杜预，反驳贾逵、郑众（Ⅳ），洪亮吉又反驳孔颖达对贾逵的反驳（Ⅰ），其他人还有种种说法，有说惠公本来定过太子的，有说没定的，有说隐公是立桓公为国君而尊奉之的，也有说是立为太子的。
（Ⅰ）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页。
（Ⅱ）[清]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淇案：文六年传云：晋襄公卒，灵公少。七年传云：穆嬴抱大子以啼于朝，出朝则抱以适赵氏。则少者幼小之称。且隐元年传云：太子少。十一年传亦云：为其少故也。相距十年而年尚少，则所谓少者，非仅未成人之解。传称改葬惠公，但云公弗临，不言使桓公为主。羽父反谗，正欺桓之幼小。况传明言"生桓公而惠公薨"，杜注显与传背。先儒以庆父为庄公母弟，而杜必云庶兄，故于此传先为此凿空之说，以为桓公应有长庶张本。《正义》曲为解释，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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