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处也就是正月，若正其根本，枝节也会跟着正，若正其内部，外部也会跟着正，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正"（原文是"可谓法正也"，看来三国时候的法正就是从这里起名字的），所以君子说："周武王就像正月。"（Ⅰ）
（Ⅰ）[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凡岁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应，正内而外应，动作举错，靡不变化随从，可谓法正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
"周武王就像正月"，这个比喻即便在后现代作家的眼里恐怕也算得上前卫。说这话的"君子"据刘向《说苑》正是孔子本人，而且孔子是用三位往圣前贤分别来比喻春、王和正月的："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无论如何，这一切都说明的是：在"五始"、"通三统"、"大一统"语境之下的"元年春王正月"是如此的重要，尤其是这个周历正月的出场，"正"（zhèng）得了开始就"正"（zhèng）得了后边的一切……好的开始不但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成功的一大半，所以《说苑·建本》说《春秋》之义"有正春者无乱秋，有正君者无危国"。
这层道理曾被历代哲学阐发出无限的深意，比如《左传》学的第一位大学者刘歆无比辉煌地铺陈说：
《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经》曰"春，王正月"，《传》曰："周正月"。火出，于夏为三月，商为四月，周为五月。夏数得天，得四时之正也。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登降三统之首，周还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地统受之于丑初，日肇化而黄，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统受之于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复于子，地化自丑毕于辰，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历数三统，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孟、仲、季迭用事为统首。三微之统既著，而五行自青始，其序亦如之。五行与三统相错。（《汉书·律历志》）
刘歆长篇大论，我这里只是节要而录。从刘歆的说法来看，三统五始、太极两仪、阴阳五行、乾坤八卦，所有神秘主义内容几乎应有尽有。如果一个"元年春王正月"当真蕴涵着如此奥秘哲理的话，读懂《春秋经》真就可以经天纬地了。但遗憾的是，在后代专家的精密推算之下，在纯粹的历法意义上说，这个"王正月"却有可能搞错了，由于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对历法的确定做不到那么严密。
对这一点，前文已经介绍过一些，现在再多谈几笔。
清人邹伯奇精研《春秋》历法，著有《春秋经传日月考》专论于此，谈到隐公、桓公的正月之设本该建子却经常建丑，宣公、成公之后还常有建亥的时候，还常常《经》这么说，（Ⅰ）《传》那么说，所依历法各异。
邹伯奇讲的最后一点尤其会对一般读书人造成障碍，因为，如果历法只有一说，即便推算错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但如果对同一件事，《春秋经》说是三月，《左传》说是五月，甚至《春秋经》说是今年，《左传》说是明年，这就让人费解了，正如王韬所谓"合于经者不合于传，未免说有所穷"。（Ⅱ）
据《〈侯马盟书〉丛考·历朔考》："我国东周时期，周王朝的历法比较混乱。由于不能对诸侯'颁朔'（公布朔日），都是由各国的史官自己推算。鲁国自从文公以后，置闰往往不够准确，每逢闰月就不能在宗庙举行告朔典礼。所以，《春秋》一书所记的朔闰，有许多是不准确的……《春秋》写鲁国的历史。鲁国主要奉行周王朝的历法，正月应为建子。但是，因为历法混乱，正月在隐、桓二公时为建丑，而在庄、闵二公时，有时为建丑，有时又是建子。僖公时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时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时，大多数年份为建子，有时是建丑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时大多为建子，有时是建亥。"（Ⅲ）
（Ⅰ）[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春秋》置闰乖错，隐、桓之正多建丑，宣、成以后又往往建亥，又有经传置闰各别者。
（Ⅱ）[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上卷，"鲁隐公元年正月朔日考"。另参[清]王韬《春秋朔闰至日考》中卷"春秋长历考正"隐公元年己未建丑：前年十二月十二日癸亥冬至，华亭宋庆云《春秋朔闰日食考》以四分术推之，得周正月朔日辛亥，则上年十二月也，五月朔庚戌，则此年四月也，十月朔丁丑，则此年九月也，又推得天正冬至在乙丑。
（Ⅲ）张颔、陶正刚、张守中：《侯马盟书》（增订本）（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另参：《汉书·五行志》：周衰，天子不班朔，鲁历不正，置闰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史记日食，或言朔而实非朔，或不言朔而实朔，或脱不书朔与日，皆官失之也。
我们马上可以想到的是：历法如此不密，又不统一，别的不说，至少对算命占卜会产生致命影响。当代算命先生对时辰的讲究要精确到"真太阳时"，可春秋那时候连年份都可能是错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纪日，那么，就在鲁隐公元年的两年之后，"自《春秋》隐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连续记载，未曾错乱，堪称为世界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法。"（Ⅰ）
当然，历法的准确与否，就算对算命有影响倒也无伤大雅，真正"有伤大雅"的却是对政治的杀伤力：如果当真如董仲舒所谓"统正，其余皆正"，《春秋》里这么多的"统不正"倒可以解释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为什么会礼崩乐坏、战乱频仍了。
《春秋》的历法问题早就让古代学者们很伤脑筋了，既有诸侯国各行其历的现象（比如晋国用的是夏历），又有推算不准的情况（如上所述），这就像我们读一本历史书，书中记载时间一会儿用公历、一会儿用农历，一会儿出现"2月31号如何如何"，这样的《春秋》时不时就会给解读历史事件造成误导，还凭空让一些经师们解读出了很深刻的微言大义。
于是，校订《春秋》历法便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杜预的《春秋长历》到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时令表》、《朔闰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从义理出发推论出《春秋经》使用周正，但再怎样无懈可击的义理、再怎样深刻的微言大义，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实正确"的基础上。
以史实考据而论，现在已经基本可以断定两点：一是《左传》和《春秋经》的历法龃龉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左传》杂采各国史料，而各国所用历法不一，《左传》也没作好统一校订的工作；（Ⅱ）
是《春秋经·隐公元年》虽然"理应"用周正而建子，实际却是合殷正而建丑--如果按"三统"或"三正"的说法，《春秋经》一开篇用的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那么，周正到哪儿去了？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考订结论是："春秋前期无周正"，又从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记载，推论"三正"之说当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朝统一之前。（Ⅲ）
饶尚宽也断言"三正"之说纯属虚构，因为在春秋时代和战国前期，还处在观像授时的阶段，并没有形成像样的历法推算；（Ⅳ）
历法的考据，夏代史渺茫难求，至于殷商，按常玉芝在1998年出版的《殷商历法研究》当中一个归纳性的说法，我们简直就要绝望了："殷商历法问题（包括殷商年代问题，天象记录问题）虽然经过中外学者近七十年的反复研究，发表的各种论作据笔者统计已近两百种……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达成的共识似乎就只有一点：即认为殷商时期行用的是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太阴太阳历，即阴阳合历。但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阴阳合历却意见不统一。"（Ⅴ）
（Ⅰ）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7页。
（Ⅱ）[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之《时令表》、《朔闰表》。[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四。
（Ⅲ）张闻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135页。
（Ⅳ）饶尚宽：《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259页。
（Ⅴ）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页。
【【图1－[清]邹伯奇《春秋经传日月考》隐公元年至隐公四年
图2－[清]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日南至"即冬至，确认冬至的具体时间是古代历法推算的重点，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即谓"考我国之天文学实以'定月建'与'求日至'两大法为其始基"。（Ⅰ）
成蓉镜这里是以《古四分历》和《三统历》两相对照。当然，这些专业的历法研究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我也看不懂），这两页书影只是想给大家一个直观感受而已。
成蓉镜书名中的"日南至"出自《左传》。《左传》提到"日南至"共有两次，一是僖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二是昭公二十年："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恰恰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中正是以此为证据来护卫"月改则春移"的旧说，反驳胡安国的"夏时冠周月"之论：《春秋》是孔子的"尊王之书"，所谓"王正月"，是点明"周王之正月"，把"春"字放在"王"字前边，是表示王者效法老天，并非"行夏之时"的意思……所谓"日南至"，正因为日南至的时候按周历算是春天，不便在春天称"冬至"，所以改称"日南至"。（Ⅱ）
徐文靖于此考订甚详，大可与前述赵伯雄之说互相参照。】】
另一方面是，如果涉及三统、五始这类问题，历史考据是一条线，政治理念又是另一条线。隐公元年不是周正建子而是殷正建丑，这个考订放到现在只是一个史实问题，学术小圈子里几个人讨论讨论而已，可要是放在过去，不但有可能动摇经学根基--至少"五始"就不全了，"体元以居正"也居错位了；甚至更严重的是：还可能动摇国本--你这个政权的"统"不正！
那么，隐公元年这个历法之差会不会仅仅是一个细节小错而已呢？张闻玉在《铜器历日研究》里作过一个统计：《春秋经》隐、桓、庄、闵四代共63年，其中49年建丑，8年建寅，6年建子；僖、文、宣、成四代共87年，其中58年建子，16年建丑，13年建亥。如此一来，"事实明摆着，春秋前期建丑为多，少数失闰才建子、建寅，而没有建亥的；春秋后期建子为正，少数失闰才建亥、建丑，没有建寅的。"由此出发追溯西周，"如果我们再用大量铜器历日验证，西周一代行丑正，不行子正。因为是观象授时，肉眼观察，必有失闰。少置一闰，丑正就成为子正；多置一闰，丑正就成寅正。个别铜器记载'十四月'，说明西周历制粗疏，再失闰还不可避免。"（Ⅲ）
"三正"之说若被击破，经学家们开宗明义的春秋大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春王正月"也就少了些神秘感，多了些历法疑云。但是，即便在史实考据上已经可以板上钉钉，真正影响历史的却往往并非史实本身。在一些公羊家的政治理念里，"春王正月"断句为"春王，正月"一样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惟一正确的。而左学家难道就不讲义理吗？--也讲的。
（Ⅰ）章鸿钊：《中国古历析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13页。
（Ⅱ）[清]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之九"春王正月"条：《春秋》，夫子尊王之书。王正月者，明其为周王之正月也。冠春于王，明王者之法天也。冠王于正月，示天下以遵王之时也。胡《传》谓以夏时冠周月，盖夏以寅月为春。夫子于冬子月上加一春字，春正月以下，仍记周子月事也。殊不知周以建子为正，即以建子为春也。桓公八年："春正月乙卯，烝"，《尔雅·释天》："冬祭曰烝。"若周改月不改时，烝安得于春正月乎？……鲁冬至在周正月，《春秋》以前皆然。《春秋》谓之南至者，时以十一月为春，则不可以为冬至，直谓之南至耳。
（Ⅲ）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贵州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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