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写下"元年春王正月"，却什么事情也没记，紧接着就写三月的事了。这真是很奇怪的一个体例。杨伯峻解释说："《春秋》纪月，必于每季之初标出春、夏、秋、冬四时，如'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虽此季度无事可载，亦书之。" （Ⅰ）伯雄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推论出《春秋经》应该经过某个人（无论他是不是孔子）的统一编纂。
（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5页。
无论如何，这一奇怪之处更像是体例使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经学家们对此却真没少"大惊小怪"，因为在这"元年春王正月"里不但有事发生，而且是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鲁隐公即位。而且，考诸全书体例，一般来说，某位鲁国国君新上任的时候，都要记一笔"公即位"才是--当然，假如上一任国君是六月份死的，新国君接班，这时候是没什么大动静的，要到第二年元月才行即位之礼，境内改元，是谓改元即位，所以，元年春王正月，这正应该是鲁隐公改元即位的时候，从体例而言，这里的写法应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如此大事，还是全书开篇第一大事，却缺而不录，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在鲁国，书写鲁国本国的近现代史，这样的错误大约等同于新闻联播的播音员报错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此错一出，这位播音员的下半生就算彻底交代了。一本正式出版物里如果印错了领导人的名字，不但书要被收缴销毁，出版社从社长以下全要受到严惩。《春秋经》的这个漏记可不是普通错误，而是重大的政治错误。好在大家相信这书是孔圣人的手笔，如此明显的漏洞肯定不是疏忽所致，而是暗示着某种深刻的哲理。
不错，对于这个问题，"三传"都有解释，惟一遗憾的是：三种解释各不相同。
在公羊学家那里，"公即位"是作为开宗明义的"五始"之一的，此处缺而不书必有缘故。《公羊传》的说法是：
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
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
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
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桓何以贵？母贵也。
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译文】
问：为什么《春秋经》里不提隐公即位呢？
答：这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
问：成全隐公的心意？这怎么讲？
答：隐公本来打算着治理好鲁国之后把位子让给桓公。
问：隐公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呢？
答：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可话虽如此，但他们之间的尊卑差别并不明显，国人也都弄不清楚。隐公年长而又贤能，鲁国大夫们便拥立了他。隐公很想让桓公即位，但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推辞君位而不受，又担心无法控制局面而无法使桓公上台；可如果这个时候就让桓公即位，又担心他年纪太小，众大夫不能辅佐他。所以隐公的即位其实是为了将来能让桓公接班而考虑的。
问：可是，隐公又年长、又贤能，为什么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即位呢？
答：按照君位继承的规矩，在嫡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年纪最大的，而不以贤能为标准，在庶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要立那个身份最尊贵的，而不以年纪的长幼为标准。（"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问：那桓公凭什么就身份尊贵呢？
答：是因为桓公的妈妈身份尊贵。
问：妈妈身份尊贵，难道儿子的身份也跟着尊贵吗？
答：儿子因妈妈而尊贵，妈妈也因儿子而尊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这就是《公羊传》对"公即位"问题的解释，由此还引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政治法则，一是"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二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而相比之下，隐公和桓公的即位真相倒变得次要了。
"立適"之"適"，这个字因为简体字"适"的缘故很容易造成误会。唐朝有个边塞诗人高适，还有个皇帝叫李适（唐德宗），这两个人名如果都恢复成繁体字的话却是不一样的：高适变成了高適，而李适还是李适--就连读音都不一样，一个是高適（shì），一个是李适（kuò）。繁体字的"適"被简化为"适（shì）"，和繁体字中原有的"适（kuò）"是完全无关的两个字，而"適子"既通"世子"，又通"嫡子"。
在《公羊传》这一段里，"適"通"嫡"，即指"嫡子"，也就是正妻所生的儿子。国君或贵族一般会有很多老婆和很多儿子，正妻所生的儿子叫做嫡子，其他女人所生的儿子叫做庶子，嫡子中的老大叫做嫡长子，嫡长子一般就是法定继承人。所谓"立適以长不以贤"，这是说，在选立继承人的时候，按规矩要立嫡长子，就算这个嫡长子一母同胞的弟弟里有人比他更为贤能，那也不能选立弟弟。
所谓"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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