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社1999年第1版），第18－20页。
就在对"元年春王正月"这句经文的阐释上，左学家的义理阐发不但不很逊色于公羊家（比如前边介绍过的刘歆即是，即便时至近代，大学者如章太炎虽然已经重视起了金文证据，但仍然推论这里的断句应当是："春王，正月"，说"王"的真实涵义就是三统），甚至在时代上也并不比公羊家为迟--能追溯到战国的吴起和汉初的贾谊身上。
--章太炎议论《左传》，说公羊家之"五始"在《左传》里虽然未被明言却也潜藏其意，只是少了个"公即位"，是为"四始"，而且，《左传》也不光是叙事，也是讲义理的，对"元年春王正月"的义理阐释比公羊家还早。简述章说：《说苑·建本》载魏武侯向吴起打听"元年"的意思，吴起以"慎始"为议论，《贾子·胎教》也有类似的说法，而吴起和贾谊都是治《左传》的早期学者，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公羊传》还没有形诸文字呢，所以他们对"元年"之义理的阐发肯定不是从《公羊传》学来的。（Ⅰ）
章太炎最后的推论稍嫌武断，因为《公羊传》那时虽然没有成书，口耳相传的事却未必没有。但无论如何，早期左学家对春秋大义的深刻阐发确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春王正月"，无限微言大义。大义越深刻，圣人的光环也就越耀眼。但圣人真是这样的么？
小沙弥请教老和尚："什么是佛法真谛？"老和尚一句话不说，只是竖起了一根手指。--不错，高僧可以这样，但圣人总不能也这样吧？圣人行事，应该如天日昭昭，《论语》里记了那么多圣人之言，虽然有不少缺乏上下文的，也很可能有不少脱漏错简的，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孔子的风格是朴实明朗的，不会竖一根手指头让人家子子孙孙每人各猜一辈子。
当然，有些圣人之言也许过于超前，所以虽不见容于当时，却可以行之于后世。顾亭林就说，孔子当初对颜渊讲"行夏之时"，这议论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时代而发的，而是通过颜渊传到汉武帝那里，终于在几百年之后让汉武帝实行了他"行夏之时"的政治理念。（Ⅱ）
而同样是从孔子自己的言论里，王阳明则认为孔子不可能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忽左忽右，所以，孔子既然说过"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还说"吾从周"，而改变周朝正朔不明明就是议礼和制度么，这就不是"从周"而是叛周了？如果孔子真这么搞，用《春秋经》来让乱臣贼子惧，这不是乌鸦站在猪身上么？
王阳明总结说：《春秋》之法，改变旧制的要批评，比如鲁国搞初税亩；紊乱王制的要批评，比如郑庄公归祊；无王命的要批评，比如莒人之入向，可这三种罪过的严重程度都远比不上改变天子正朔，孔子要这么批评别人，这不叫乌鸦站在猪身上，简直就是猪站在乌鸦身上了。（Ⅲ）
（Ⅰ）章太炎：《春秋左传读·隐公篇》。
（Ⅱ）[清]顾炎武《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孔子言"行夏之时"，固不以望之鲁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独以告颜渊。及汉武帝太初之元，几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颜渊，告汉武也。
（Ⅲ）[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论元年春王正月》：《春秋》之法，变旧章者必诛，若宣公之税亩；紊王制者必诛，若郑庄之归祊，无王命者必诛，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犹未至于变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鲁宣、郑庄之徒举是以诘夫子，则将何辞以对？
王阳明这些话倒是重逻辑、重证据，也延续着历代学者对公羊家的一贯质疑，但他是心学祖师爷，当然也有"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一面。王阳明那场著名的"龙场悟道"成就出的《五经臆说》现在只残存了十三条，第一条就是解释"元年春王正月"的，说"元年"之书在于"正始"，"元"分为乾元（天元）、坤元（地元）还有人元，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在天为生物之仁，在人则为心。国君建元就是维新之始、正心之始……（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心学的一点端倪，虽然带上了很大的主观味道，但和心学后辈们思而不学的作风还是大相径庭的。
看过了"元年春王正月"的若干版本，如果从溯本求源的意义来讲，虽然可以排除一些误解，而真相如何始终难知。但是，真实影响着两千年来政治与社会的正是这无穷版本的孔子，真正的孔子反倒是一个很不重要的角色。
（Ⅰ）[明]王阳明《五经臆说》：人君即位之一年，必书元年。元者，始也，无始则无以为终。故书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则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心生而有者也，曷为为君而始乎？曰："心生而有者也。未为君，而其用止于一身；既为君，而其用关于一国。故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则人君者，尤当洗心涤虑以为维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曰："前此可无正乎？"曰："正也，有未尽焉，此又其一始也。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修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呜呼！其可以不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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