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这是说，如果正妻没生儿子（即没有嫡子），继承人只能在庶子里选择的话，这时候的选择标准可就不是年纪的大小了，比的是谁的妈妈身份高。何休解释说：依照礼法，如果嫡夫人（正妻）没儿子，就立右媵之子；如果右媵也没儿子，那就立左媵之子；如果左媵也没儿子，那就立嫡侄娣之子……就这么论资排辈，等而下之。
何休如此说，因为他还顾虑到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选立庶子也要按年龄来排，那么，假若两位姨太太在同一时间生了儿子，这算谁大谁小呢？所以，避免这种纠葛的最好措施就是：庶子之间不比岁数，只比各自妈妈的身份地位，这就能一清二楚了。（Ⅰ）
这般考虑，不可谓不周密。吕思勉曾在此感叹过："立君之法，莫严于《公羊》。" （Ⅱ）但是，在我们看来，何休的顾虑似乎纯属多虑，就连双胞胎的出生还有一先一后呢，更何况是两位妈妈分别生孩子？--但那个年代里，何休的顾虑绝对必要。吕思勉曾专说"古人不重生日"，先引《礼记·内则》中古人生孩子、记生日的复杂手续，再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一段故事，说昭公的两个姨太太快临盆了，一起去了产房，姨太太甲动作快，生了个儿子，于是要去汇报，可姨太太乙拦着她说："咱们是一起来的，等我生了之后咱们一起去汇报吧。"三天之后，姨太太乙也生了儿子，可她没守约定，自顾自地去汇报了，结果弟弟成了哥哥，哥哥却成了弟弟。这样看来，在这种大家族里，新生儿是根据汇报的先后次序来确定长幼，也不在意孩子到底是哪天生的。更加耸人听闻的例子是：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都长到老大年纪了，他爸爸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儿子。（Ⅲ）
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还真就显出"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先进性了。
（Ⅰ）[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谓適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
（Ⅱ）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44页。
（Ⅲ）详见：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68－269页。
但是，这种继承法似乎仍然有着很不合理的一面：试想一下，如果庶子中某一位明显具有唐宗宋祖之贤能，而嫡长子却只如徽钦二帝一般窝囊，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徽钦二帝"上台接班，"唐宗宋祖"却注定与最高权力无缘，这大概会很让人窝心吧？
但这样一个看似不合理的制度在当时却是大有合理性的。何休解释其用意说："皆所以防爱争"。《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引用慎子一个巧妙的比喻来阐释过这个问题：一只野兔在前边跑，后边有一百人在追，都想把兔子逮到。野兔无主，谁逮到就算谁的。这种情况之下，就算是尧圣人也会撒开脚丫子穷追猛跑，更何况是一般人呢？但是，很奇怪，市场上兔子有得是，可路过的人很多却连看都不看，难道他们不想弄一只兔子吗？不是的，因为市场上的兔子都是有主的，就算想要，难道还硬抢不成？古代帝王的继承法也是同样的道理，立天子不使诸侯猜疑，立诸侯不使大夫猜疑，立嫡子不使庶子猜疑。猜疑会产生争斗，争斗会引起混乱（疑生争，争生乱）。所以，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没了等级差别则朝廷乱，妻妾尊卑不分则家里乱，嫡子和庶子不加区别则宗族乱。所以，无论治理天下还是治理邦国，首要之务莫过于确定名分。（Ⅰ）--老百姓有一句宽慰别人、也宽慰自己的俗话，叫"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该是你的，你挤破头也得不着。"这句话一般被认为和命运有关系，等同于"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在严格的等级社会里，这个意思其实是：等级规定了是你的，就是你的；属于你这个等级之外的，你也没法强求。这就是所谓名分，而要使社会稳定，就先要把名分确定清楚。
（Ⅰ）《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適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未定者，人欲望之也。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孔子的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和"必也正名乎"，尽管后者所谓的"正名"很可能是指改正错别字。无论如何，正名工作在当时确实是意义重大的，说到底，名份是个硬指标，谁都没法否认，而贤能与否却没有人人认可的统一标准，比如曹操要选继承人，你说是曹丕贤能还是曹植贤能，各人就难免会有各自的看法了。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封建社会近乎于贵族民主专制，"民主"以及强大的制度和习俗的惯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最高领袖的权力，所以并不会像专制时代那样千百万人的命运几乎全要寄托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生活如同无可奈何之下的赌博一般。因此，领袖的贤与不贤并不会对宗族与社会造成天翻地覆式的影响。
说到这里，旧问题解决，却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名份是如此清清楚楚地摆在大家眼前的，隐公和桓公这档子事又该怎么解释呢？如果这两人当中有一个是嫡长子，自然顺理成章地即位了事；就算两人都是庶子，在大太太没儿子的前提下，比比两人的妈妈谁的身份更高不就完了，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么？《公羊传》既然都说了"桓公虽然年纪小，但身份高贵；隐公虽然年长，但身份卑微"，那自然该是桓公即位才对呀？
照这么说，即位的确实该是桓公，没隐公什么事，这就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继承原则了。据何休解释，隐公和桓公都不是嫡子（他们的爸爸鲁惠公好像没生出过嫡子来），而桓公的妈妈是右媵，在所有姨太太当中地位最尊，既然"子以母贵"，桓公便是当之无愧的合法继承人，而在他成为继承人之后，"母以子贵"，他妈妈也会跟着沾光，身份会从媵妾升为夫人。"母以子贵"的另一说（如何焯）是：姨太太如果生了儿子，身份就会按规矩提高一截。（Ⅰ）
但是，按照《公羊传》原本的说法，事情并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隐公妈妈和桓公妈妈的身份差异似乎微乎其微，所以搞得鲁国人不是很清楚到底谁高谁低。但这个解释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如前所述，这种身份差异无论再怎么细微，也一定是有硬指标来区分高下的，怎么可能让人搞不清楚呢？经师们大约也觉得这道理可疑，于是何休和徐彦一详一略地解释说：两个妈妈的身份高下当然是显而易见的，朝廷上的大夫们肯定都很清楚，《公羊传》所谓"国人不知"，只是说普通人对此不大清楚罢了。（Ⅱ）
但是，问题依然没得到圆满解决：只要朝廷里的大夫们知道尊卑原委，这就够了呀，他们就应该去拥立桓公呀，可他们为什么偏偏舍弃桓公而另立隐公？惟一的理由似乎就是：大夫们包藏私心，做了错事。
这理由还真是被何休和徐彦承认的，他们说：大夫们拥立隐公之事确实做得不对，但以褒贬为要务的《春秋经》为什么不批评这些家伙呢？因为这事发生在《春秋经》记事之前，按孔子"既往不咎"之论，就不予追究了。（Ⅲ）
（Ⅰ）[清]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十二卷释"母以子贵"：谓有子则以次升为贵妾也。
（Ⅱ）[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古者一娶九女，一嫡二媵，分为左右，尊卑权宠灼然，则朝廷之上，理应悉知。今此传云国人不知，明是国内凡人也。虽然，事大非小，若早分别，亦应知悉，故注言惠公不早分别，是其义也。
（Ⅲ）[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注疏》：公子翚弑隐立桓公，仲遂弑赤立宣公，皆贬去公子以起见之。今此诸大夫废桓立隐，亦是不正，何故不作文贬之以见罪？正以在春秋前，欲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故也。
我们会发现，《公羊传》在这里所展现出来的"继承法"，既是一种对历史上某种社会制度的分析描述，同时也是一套实用性很强的政治技术。尤其在何休等等公羊学家的细致解说之下，这里面所蕴涵的政治技术变得如此的具体而微，一旦读熟，马上可以拿来就用--就算没读熟，在实用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也大可以临时抱佛脚。而我们现代很多人印象中的儒学往往都是些心、性、命、诚、敬、天理、无极、太极等等等等这些字眼，讲起来高深莫测、廓大无边，却长于务虚而短于务实。这便是学风随时代变化而使然。我们若想从《论语》、《春秋经》等等经典的字面本身来了解儒家思想，这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因为真正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巨大影响的那些所谓儒家思想、孔子真义，其实和孔子本人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那些都是何休版孔子、杜预版孔子、郑玄版孔子、朱熹版孔子，等等等等。真要了解儒家思想的话，就该对这些不同版本的孔子投以比孔子本人更大的关注，让典籍从字面上的孤立的文本"立体化"，让典籍包含有历史、思想史、阐释史的内容。
公羊学的这个继承法似乎只是实际的政治技术，而不是抽象、高妙的哲学理念，这也正是汉代学风的一种体现。我们不妨先来抠一个字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的不是"儒学"，而是"儒术"，这两者可并非同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一词，原本分别为"学"和"术"两个独立的概念。朱维铮考察这个问题，说司马迁给儒林或公卿作传的时候，"倘指学问或学人，必用'文学'，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术'，二者从不混用。《汉书》也是如此，不过或改文学为'经学'，或称儒术为'经术'。那时为什么重视术学之辨呢？因为术贵实用，学贵探索。"（Ⅰ）
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一众儒学名家（其实该称为儒术名家），无不是现实色彩很重的实用主义者。进一步说，当时所谓的"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独尊公羊学，董仲舒便是公羊学的一代宗师。而当时的所谓尊孔，原因也正在于《春秋经》，《公羊传》则附丽于《春秋经》之上，名为《春秋》，实为《公羊》，至于我们现在如雷贯耳的《论语》，在当时却无甚地位--即便在后来"四书"大行的时代，很多时候《春秋》之学仍属"大学课程"，"四书"只是"中小学课程"而已，这点我在《春秋大义》当中已经作过介绍了。
综合来看，《春秋》学当中，又先以公羊学为重，同为今文经系统的《榖梁传》有时会与公羊学并列争锋，而《左传》作为古文经，则长久以来被视为史学而非经学，又常常被批评为"不传《春秋》"（即《左传》单独是一部史书，和《春秋经》毫无关系（Ⅱ）），《左传》很晚以后才开始大兴，并曾一度压倒过公羊学，而公羊学到了晚清还顽强地在政治领域里呼风唤雨。
公羊学一向很重视政治上的实用性。我们从这《公羊传》一开篇便即看到其中"经术"而非"经学"的内容，果然细腻实用。但公羊学付诸实用，好像也有过闹笑话的时候，有一个笑话正是和"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有关的。--清人俞樾《春在堂随笔》记录过自己和宋翔凤的一次聊天，宋先生感慨时下的士子不读经书，不通经义，引述《公羊传》时，竟把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句子都理解错了，还居然拿高分了！俞樾说：你就别太苛责啦，人家这好歹也算读过《公羊传》，至于引述经文不合本义的事古代早就有过，当初汉光武帝刘秀下诏立太子，诏书上说："《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刘阳是皇后之子，应该继承大统。"
俞樾议论道：皇帝诏书，用的正是《公羊传》"立子以贵"的道理，但是，"立子以贵"指的是在没有嫡子的情况下选立庶子，而东海王刘阳既然是皇后之子，自是嫡子，立嫡子的规矩分明是"立嫡以长"，看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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