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隐公之善。
问：既然隐公让位是善的，为什么又说他的做法不对呢？
答：因为《春秋经》推崇的是大义而非小恩小惠，申张的是道义而非邪门歪道。（"《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Ⅰ））作为孝子，应该彰显父亲的美德，而非宣扬父亲的恶行。想当初，前任国君（鲁惠公）在世的时候，打算把国君之位传给桓公，这是不合正道的，是错误的。尽管如此，他终于还是克制了自己不正当的想法而传国于隐公。隐公早就知道爸爸有立桓公之心，便想把君位让给桓公，可他这么做就等于成全了父亲的恶行了。按照君位的继承制度，哥哥优先，弟弟靠后，这是天然的伦常秩序。隐公作为一个儿子，已经受命于父亲；作为一名诸侯，又受命于周天子，可他现在的做法，不但背弃了兄弟伦常，更是背弃了君王和父亲的委任，让位给弟弟来行小惠，这是小道啊。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他有着不把千乘之国的君位放在眼里的胸怀气度，但要说到行为合乎大道，他还没到这个份上。
《榖梁传》讲述了事情了原委，又加以道德评价，从"大义"的角度评隐公让国之心为"不正"。清人柳兴恩《榖梁大义述》在此提出了《榖梁传》的一个惯例，说《榖梁传》常以"正"和"不正"来作评语，来阐明"大义之所在"。（Ⅱ）
（Ⅰ）[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春秋榖梁传注疏》：信，申字，古今所通用。[清]钟文烝《春秋榖梁经传补注》：郑君《士相见礼》注曰：古文伸作信，《儒行》注曰：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韦昭《国语》注曰：信，古申字。
（Ⅱ）[清]柳兴恩《榖梁大义述》：《传》例通以正不正为言，亦大义之所在也。
这个"大义"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所谓孔子在《春秋经》中蕴涵的"微言大义"，那么，从立场来说，无论是《公羊传》还是《榖梁传》，其意义本非要阐述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要发掘孔子的微言大义。现在，"元年春王正月"之后没有跟着写下"公即位"，这事想来是孔子干的，他老人家这么做必有深意，但是，《公羊传》和《榖梁传》所发掘的这两种不同的"深意"到底哪个才是孔子的本意呢？
这还真不好回答。确实，在一些经学家的眼里，孔子对《春秋经》的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意味着他对原有的一部鲁国国史做了加工修改，而这里的"公即位"推想是鲁史旧文原本就有的，而孔子特意把这三个字"削"了去，其中深意要靠后人细心体味。
揣摩圣人的深意，对与错并没有一个硬性指标，不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时代的思想烙印。比如宋代的春秋学是很主张"尊王攘夷"的，程颐对不书"公即位"的看法就是："这是在全书的开始彰明万世大法啊！诸侯即位必须由天子任命，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可隐公即位却没经过这道正当手续，是为'自立'，所以《春秋经》不书 '公即位'，是不认可他的合法身份。" （Ⅰ）
公羊学家大谈"黜周王鲁"，推鲁隐公为始受命王，程颐反其道而行之，领悟这里的"春秋大义"分明是贬斥鲁隐公。胡安国在这个问题上和程颐意见一致，而议论更详："国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庙之礼，史官也一定会记录新君即位，而隐公即位却不见于《春秋经》，这分明是孔子把这话给'削'了去啊。古时候诸侯继位袭封，必是继承前任国君；爵位和土地受之于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禀告。而鲁隐公呢，'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是大夫们要立他为君，居然还真就立了，于是乎后来种种篡弑纷争便由此而起，这实在是一个坏的开头。所以《春秋经》'削'去'公即位'来贬斥隐公，这是为了彰明大法，摆正父子君臣的关系。"（Ⅱ）
唐人陆淳还曾从"正月"这个字眼上读出过孔子对"公即位"的一番微言大义：留心一下就会发现，《春秋经》记载鲁隐公时代一共十一年，在这十一年里，只有隐公元年有正月，后边十年全不见有正月的影子，元年有正月，意味着鲁隐公理应即位却没有举行即位典礼，而后边十年没记正月，是讽刺鲁隐公理应为君却因行事不正而惹来祸患。（Ⅲ）
（Ⅰ）[宋]张洽《春秋集传》引程氏传曰：隐公不书即位，明大法于始也。诸侯之立必由王命，隐公自立故不书即位，不与其为君也。
（Ⅱ）[宋]张洽《春秋集传》引胡氏传：国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庙之礼，国史主记时政必书即位之事，而隐公阙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诸侯继世袭封则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则上必有所禀。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与争乱造端而篡弑所由起也。《春秋》首绌隐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伦正矣。
（Ⅲ）[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隐元年有正月，后十年皆无正月。陆淳曰："元年有正，言隐当立而不行即位之礼；十年无正，讥隐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贻祸。"
这些前代先贤们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贴切暂且不提，先说一下他们所透露的一个史料信息：诸侯虽然拥有着高度的自治权，继承人接班虽然有着明确的论资排辈的标准，但是，新君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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