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是要有正式典礼的，必须经由周天子的册封才行，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续，如王玉哲所谓："诸侯对封土及人民在理论上仅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诸侯对国土可以世袭，但其嗣君必须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权即位。……岂但诸侯后嗣必须经王之批准，连诸侯国内之卿大夫，也必须由周王直接任命。"（Ⅰ）
周天子的这个"批准"，是为"策命"，是一件非常郑重其事的事情。我们在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这种册命，比如西周中期或晚期的《伯晨鼎》记载周王册命▓【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亘"】侯伯晨，铭文大意是："八月丙午日，王命令▓【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亘"】侯伯晨说：'继承你祖先的爵位，封侯于▓【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亘"】地，赏赐你黑黍酿造的香酒等等等等……'伯晨行拜谢大礼，称颂感激王的盛德云云，于是铸了这个鼎，子子孙孙永宝用。"（Ⅱ）
（现代人很多是从罗大佑《鹿港小镇》的歌词里知道"子子孙孙永宝用，世世代代传香火"的，殊不知这句话一直能追溯到周代青铜器的铭文上去。）
既然如此，隐公即位如果当真没得到周天子的册命，也许合法性真成问题呢。但这事究竟如何毕竟也难于言之凿凿。事情好像越来越复杂了，《春秋经》到底对鲁隐公是褒是贬、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这都越发令人困惑了。的确，无论正方还是反方，说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圆其说。也许，各方面看似互相龃龉的意见并非完全针锋相对，而是各自窥探到了真相的某一个侧面、并把这一侧面夸大了而已--解读《春秋经》还真有几分盲人摸象的感觉。
如果《公羊传》、《榖梁传》的记事基本成立的话--这是程颐和胡安国都不会反驳的--那么，无论隐公的即位是否禀告了周天子，无论隐公是否完成了死去的爸爸的不良愿望，他的谦让之风毕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应该可以说：鲁隐公是一位礼让之君。
--这就带出了一个新问题，因为孔子恰恰是很主张以"礼让"治国的。《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值得注意的是，孔子这里是"礼让"连书，而不是单讲一个"礼"字，钱穆解说道："孔子常以仁礼兼言，此章独举让字。在上者若误认礼为下尊上即不免有争心，不知礼有互让义，故特举为说。所举愈切实，所诫愈显明矣。"（Ⅲ）此，赵生群便是引述《论语》本节而推演孔子《春秋经》托始于鲁隐公之意："孔子非常赞赏礼让的行为，他对尧舜禅让推崇备至，对吴太伯、伯夷。叔齐让国的行动也是极口称道，这些都明见于《论语》；他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与《春秋》托始隐公用意正相类似。把这一切联系起来看，可以看出孔子确实在宣扬一种'让'的精神。《春秋》记事不从周公开始，主要是因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对周公、文、武的事迹已多所传习，而《春秋》的主旨是要'拨乱世反之正'，其手段则是针对王道衰微后的现实进行褒贬，通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春秋》的上限，大致是平王东迁之后，其所以不载鲁惠公事（惠公亦在周室东迁后），则是为了托始隐公以表现'让德'。"（Ⅳ）
（Ⅰ）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591页。
（Ⅱ）《金文今译类检》（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33－434页。
（Ⅲ）钱穆：《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第1版），第90页。
（Ⅳ）赵生群：《论孔子作〈春秋〉》，《文史》1999年第2辑，第127页。
此说不仅入情入理，还推演出了《春秋经》托始于鲁隐公之意，但遗憾的是依然以推测的成分居多，而其证据如孔子"删定《尚书》，首篇列《尧典》"云云，却远非如山铁证。当元年春王正月然，仅就如今所见的资料来说，铁证看来是无处可寻的。
归纳一下，到现在为止，在持"笔削"之说的经师眼中，"元年春王正月"这短短六个字里，所谓"孔子笔削"之迹已有两处：一是"春"字为孔子所加，二是"公即位"为孔子所删（原本还有个"王"字，但前人虽有此说，现已基本可以证伪（Ⅰ））。所以，要找"微言大义"就得着重在这两个地方下手。
而在纯粹的史料意义上，"元年春王正月"却几乎什么都没告诉我们。试想一下，假如"三传"全部失传，《春秋经》至少这一句话便恐怕没人能够看懂，更别提从中发掘出什么微言大义了。《公羊传》和《榖梁传》虽然也讲些史事背景，却多以发掘微言大义见长，史料的重任几乎都担在《左传》的肩上了。古人虽往往不敢轻忽圣典，却也有人指出了这个问题，比如常被引用的桓谭的话："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Ⅱ）如王安石讥讽《春秋经》为"断烂朝报"。（Ⅲ）尽管"断烂朝报"一语很可能是世人误解了王安石的原意，（Ⅳ）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个误解还真是很像正解。而若换下"朝报"，以今天的报纸为喻，钱钟书如下的这个比方无疑是最贴切不过的："《经》之与《传》，尤类今世报纸新闻标题之与报道。苟不见报道，则祗覩标题造语之繁简，选字之难易，充量更可覩词气之为"惩"为"劝"，如是而已……"（Ⅴ）
那么，下面就继《公羊传》和《榖梁传》之后，再来听听《左传》的说法。
《左传》一开篇就很奇怪，没提"元年春王正月"，却先是一段看似和《春秋经·隐公元年》的文字无甚关系的叙述：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在这段之后，是《春秋经·隐公元年》的全文，接下来《左传》才开始解释"元年春王正月"和"不书即位"：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Ⅰ）除前述外，另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3页：古人记事，表明春夏秋冬的，据赵汸《春秋属辞》卷一说："近代或有以书'王'为夫子（孔丘）特笔者，按殷人钟鼎曰：'唯正月王春吉日'之文，可见时日称'王'，乃三代恒辞。"
（Ⅱ）《全后汉文》卷十四桓谭《新论·正经》。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162页。
（Ⅲ）[宋]孙觉《春秋经解》周麟之跋引王安石语。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162页。
（Ⅳ）罗继祖：《枫窗睉语》（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第2页：萧穆《敬孚类稿》（五）跋孙莘老《春秋经解》辨之，文甚长，兹概括其略于此：敬孚尝闻之长老，荆公欲释《春秋》，见孙书出，自度不能胜，乃诋《春秋》为断烂朝报，明己之不屑为，敬孚疑焉。及阅李安溪、朱高安书皆以为是荆公罪。敬孚求之《宋史》及宋人说部，皆不得其说之由来。考荆公于莘老友谊素笃，何至忌其著书，又何至因莘老而及《春秋》。后读孙氏《春秋经解》周麟之序，始知此语实出自麟之之序，荆公弟子陆佃、龚原各治《春秋》，各有撰述，凡遇疑义，辙以为有缺文，荆公笑曰："缺文如此之多，则《春秋》乃断烂朝报矣。"语为陆、龚而发，非以贬《春秋》也。其实《春秋》为吾国编年史之祖，传之今日，断烂何病？其书虽以尊周为旨，时代使然，不当苛责。何况荆公尝著《春秋左氏解》十卷，惜不传，果目为断烂朝报尚何屑作解为耶？熊按：罗文易生歧意，"后读孙氏《春秋经解》周麟之序，始知此语实出自麟之之序"，所谓"此语"是指"断烂朝报"，而非后文之"荆公弟子陆佃、龚原各治《春秋》"云云。
（Ⅴ）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162页。
我们所能看到的《左传》几乎都是这个体例，而《左传》原本却不是这样的，而是上下两段连在一起，中间并没有《春秋经》的文字隔开。
早期的版本，经是经，传是传，各自独立成书，到晋人杜预手上这才把《左传》的文字拆开，按照时间顺序一一编排在《春秋经》每一年的经文当中，使经与传合而为一，是为《经传集解》。
这个"集解"和一般意义上的"集解"全然不同。一般说"集解"，是汇集一众学者的解说，比如《论语集解》，而杜预的《经传集解》却是"聚集经传为之作解"。据孔颖达的意见，左丘明创作《左传》，不敢和孔圣人的大作杂在一起，所以作为教辅的单行本在教材之外单独成书，而这种情形并非《左传》独有，《公羊传》、《榖梁传》，乃至毛公和韩婴为《诗经》作传，都是经与传各自单行的。如果从表示敬意的角度来看，目的确实达到了，但对于阅读来说却着实不便，所以杜预才把《春秋经》和《左传》编辑在一起而加以解释。（Ⅰ）
而《左传》的编排似乎早有人动过手脚，分年必以"某年"另起，比如这里，便把意思完整的一段文字给隔成两处了。（Ⅱ）
（Ⅰ）[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注疏》卷第一"春秋左氏传序"：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名曰《经传集解》。[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Ⅱ）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第5页）释"惠公元妃孟子……是以隐公立而奉之"：此与下传"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为一传，后人分传之年，必以"某年"另起，故将此段提前而与下文隔绝。杜注云"为《经》元年不书即位传"，则所见本已妄为分割矣。
先把这段文字翻译一下：
【译文】
惠公的正印夫人是孟子。孟子死了，声子续弦，生下隐公。
宋武公生了个女儿，叫做仲子，仲子一生下来手上就有字："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就嫁到我国，生了桓公。惠公不久就死了，于是隐公摄政，以尊奉桓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春秋经》之所以不记载隐公即位，是因为隐公并未即位，而是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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