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的文学中言儿女之情的如白蛇传等，大抵极形容太平时的世景，言政治军事的如三国演义等，大抵皆喜天下大乱。言神怪的如四游记，则保存有许多神话传记，而皆明朗没有巫魇。元曲是出在异族入主华夏之时，特强调人事的真实。民的文学虽喜反乱，而皆主於忠孝节义，天下有一个正统。
西洋没有民的文学，只有些少几只民歌，但是没有风谣的一个风字。西洋是经过长长的奴隶社会，所以他们的民间没有像中国人的佳节，以此，西洋没有民的文学。虽有歌剧，但那是罗马帝国贵族的剧院的流传，原来就不是民的东西。西洋很少民话，民间的现实生活里又已没有了神话的存在，因为都被一神的基督教禁绝了灭亡了，这又哪里还能有民的文学？当然他们也没有士的文学。西洋的文学是一种叫做文学家的艺人的东西。
次於中国的，惟日本有民的文学。日本有歌垣，有神舞及民话，有浪曲、净?璃、落语、能乐、歌舞伎。日本的民谣最华丽。日本有柳田国男与折口信夫两位先生研究日本的民俗学与日本国文学的发生，很可敬服，日本有许多在古事记以外的神话，如妣之国与道祖神（引路神）现尚生存在民间。又有许多各地方的乡土民话都非常好，有日本的特点，非西洋所有，亦与中国的不同。歌垣亦曰嬥歌，於秋月余暑之夜近筑波山一带的村庄市镇的年轻男女结队到筑波山拢聚为垣，张袂成帷，唱情歌为应答嘲戏，相悦者即引去野台。浪曲用萨摩琵琶，唱源平战争，有些儿像中国的弹词，而悲壮苍凉。净?璃最像中国的木偶戏演观音得道的唱词，是那种腔调儿。能之於歌舞伎，则可比中国的崑曲之於平剧，能乐极悠远深致，比崑曲的又是另一境界，歌舞伎则不及平剧。其中能乐也许要除外，列入士的文学中。
日本的士的文学从古事记的神道与皇室及公卿的歌而来，见於万叶集。万叶集似中国的诗经，而缺大雅。日本士的文学一面结合於从唐土传来的汉诗，一面更结合於日本的民的文学，其主於忠孝节义与中国同，惟不及中国的自然。日本人是知神而不知天道。惟明治天皇御制的歌真正的可佩服，它完全是日本的，而超过了日本的。
这样一看，西洋什麽也没有，只有艺人的文学，那真是贫薄了。
印度的文学也不振。印度是古来有祭司而未成为士，所以没有士的文学。印度教的多神本可以是产生民的文学的，但是不曾产生得。近世是印度的独立运动产生了士，泰戈尔、甘地、尼赫鲁的诗文可说是士的文学，但是独立後只模仿西洋的议会政治，没有自己的创造，没有礼乐的基础，士的身分是不牢靠的。所以泰戈尔、甘地、尼赫鲁之後无人继，印度连是否有过一次泰戈尔他们士的文学都似可疑了。
日本的文学今因西洋化而大坏，但是他们的文化人对於浪曲等还是不敢轻蔑，再看今时我国的文坛，把三国演义、征东征西等不屑一提，这不是可笑的事！
六
中国人是易经的民族，又曾有约三千年间井田制王宫王民的培养，在文学上，士与民皆对政治与天数敏感，於事理明白，男女爱悦有空与色之际的新艳。有时民远比士敏感，因为士或被其学问与身在政治当局，蔽其知性。
民的文学里，对於政局敏感的先表现在民谣。如「?弧箕箙，几亡周国」，是对周幽王宠褒姒。「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是对汉景帝杀淮南王，皆带有谴责之意。像这样的民谣，在古乐府诗载有很多。与外国的不同。日本与西洋的所谓民谣是相当情歌，中国的民谣则几乎部是对政治的。对当朝者不是为於己身利害的怨恨或抗议，而是王民对王官的那种亲近。
而还有童谣则是对天数的预感。
小时看三国演义讲到董卓与童谣一段，着实心惊。传说天下将大乱时，荧惑星化为绯衣小儿来到地上，唱出似谣似谶的一只歌来，大抵是在暑天晚上，即刻传遍开来，到处小儿都应和了唱，谣词之意无人知晓，随後才鲜烈的应验。譬如董卓之事，董卓暴虐还好，董卓死了才更不得了，他们部将李催郭泛率西凉兵焚毁洛阳，劫天子百官流离出奔，这才是一个朝代要没了。三国演义写董卓自郿坞被骗入朝，在路上时宿营，野风吹来小儿歌声甚悲，听得歌词是：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上，不得生。
千里草是个董字，十日上是个卓字，不得生是言董卓将死，而董卓当时还不解其意。三国演义里最是这一段，与後来孙坚攻入洛阳，只见一片瓦砾，他夜坐星月下观天象，汉朝四百年天下数尽於此，不禁浩叹的一段最使我感动。
童谣与汉朝曾流行的谶纬有关。谶纬预言天数，你要是刻意去研究，就误人自误，王莽刘秀皆借以成事，复以其惑乱人心而禁绝为好，若作为风，则寄於童谣就得了。
童谣在古乐府中也载有许多只，其中我觉得最凄艳强大的是晋时预言五胡乱华的一只：
洛阳女儿莫千妖，前至三月抱胡腰
翌年果然刘曜陷洛阳，晋怀愍二帝被掳，宫阙屯胡骑，街坊妇女遍遭淫掠，从此开端了五胡十六国，乱了华夏将近二百年，到底下开出隋唐的天下为止。
我曾为小仓游龟先生讲说此童谣，想她可以作画。我的构想是暑夜的天空画一颗荧惑星放着光茫，天边一道杀气，隐约见胡骑的影子，画面的一角是一妖气女子白身仰卧星光下，眼皮擦烟蓝，胭脂嘴唇，指甲搨红，肩背後长长的披发，在同一星光下，井边空地上是几个小儿围着一个绯衣小儿在唱那首童谣，画面上是一派兵气妖气与那小儿眼睛里的真实。
但是游龟先生没有把来画。後来与常盘大空氏，前年又与中村正义氏说了，都是日本当今的名画家，他们也没有把这来画。後来我明白了那原因，是日本人没有天地劫数的观念，所以对於这童谣没有切身感。
但今天也是浩劫将至。上述的预感五胡乱华的童谣画面重点还是在那委身於浩劫将至的女子。她不抵抗，亦不逃避，亦不为世人赎罪。她是与浩劫、与胡人扭结在一起。要沉呢就一同沉没，要翻呢就一同翻过来。她是妖气与漫天遍地的兵气结在一起了。她亦喜反，喜天下大乱。此时的喜怒哀乐与言语，成与败、死与生，那样的现实的，而都与平时所惯行熟知的不同。也许一样，然而真是不同了的。她清清楚楚知道自己是委身於浩劫，而有这个觉，便是历史有了一灵守护了。但不知画家可如何画得这妖气女子的眼睛。
童谣一直流传下来，到清末民初我小时的儿歌，如为「月亮婆婆的的拜，拜到明年有世界……」如「燕语」，如「萝卜菜籽结牡丹」，如「铁脚班班……」皆非常清新，而其实背後有着个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动。与西洋的儿歌不同，也与日本的不同，我小时的那些儿歌都是有着古来童谣所有的风。
童谣的风也吹在三国演义这等小说里。三国演义开头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历史上的浩劫说得这样平明，去了恐怖。且对事件的因果性也能洒脱。也洒脱了情，故能写孙坚在星月下浩叹，写得那样英雄，又如为刘玄德央求诸葛孔明出茅庐，泪如雨下，都非常真实。
说唐、岳传、水浒、西游记也都有像童谣的风，都是喜反，高兴天下大乱。我小时看精忠岳传，完全与岳飞一条心，要尽忠宋朝，但是竟没有一点郁愤、阴暗、惨怛恐惧，宁是高兴这一番兵乱才显豁了大宋江山，不然还不知有这江山呢。我的人也跟着显豁了。岳飞与汤怀、王贵、牛皋、张宪这般人多好，而且连金兀术也可喜爱，如果没有他，也就没有岳飞，能给读者像这样的气概，这就是小说的成功，这就是有风了。
说唐写隋炀帝末年，单是看了「天下十八处烟尘」这一句我就喜爱，我喜爱第一条好汉李元霸与第三条好汉裴元庆，还有是罗成杀败杨林。对秦琼卖马觉得十分亲热。觉得瓦岗寨比梁山泊好，大家都对程咬金抱有好意，连他的三斧头。说唐未经文人修饰，隋唐演义则只有前半是说书改编的，写单雄信特别好，至今我於书中最敬重的是单雄信，又写秦琼卖马很细致，至今平剧还是照它来演。
而本事是小秦王李世民。我与大家一样，但是不同，这样的人可以为王。我与你们都亲，但是有为敌，这样的人可以打得天下。刘邦、曹操孙权刘备、李世民，都是这样，近人是孙先生也这样。看李世民对瓦岗寨，乃至对王世充、窦建德，都是历史是一体之感。渔樵闲话对於成败是非都有好意，是以天意看人事。中国的伟人是身为当事者亦即时能以渔樵闲话的胸襟对天下，所以成得大事。而中国的民的文学者，是以渔樵闲话的胸襟来写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所以是好文章。
西游记里写孙行者听说前面又有魔头拦阻，他就高兴，原来孙行者也是妖怪，只比妖怪多了求经这桩大事，所以西天路上他与许多妖怪做对手，而只见是他为主。与此相反，白蛇传本当以正派的法海和尚为主的，却因法海与妖怪太没有共通点了，反为白蛇为主。民国的近事岂不也是如此的吗？
三国演义於赤壁之战真写出了诸葛亮周瑜曹操一般千古风流人物，这风就是童谣之风。便在征东征西杨家将等小说里也有。但是文人写的封神榜里则没有。文人的小说只有一部红楼梦写的风流人物。还有西游补是写得好的。此外金瓶梅就恶劣，因为没有风，没有兴，看了使人的心往下沉。清末还有许多文人写的小说，既不是民的文学，亦非士的文学，虽一概不看也不损失。水浒是民的文学，经文人编修，前半非常好，後半就露出了文人的坏处，像卢俊义是文人的理想造像，我看了可是很不喜。水浒是从写到杨雄石秀与潘巧云的地方起就没有诗经国风的风了。
民的文学这样密接於政治，这就说明了王官王民的背景与中国独有的民间起兵。童谣的风也就是革命四方风动的风。
七
民谣、童谣之外是情歌。民不作诗，作的是歌。此先说明情歌形式再谈其内容。
中国向来是诗歌皆有其规定的形式。如诗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与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与五言律诗、七言律诗等。情歌如子夜歌、竹枝词、襄阳乐等，亦句法都有规定。收在古乐府里的晋子夜歌有数十首，都是五言四句一首：竹枝词数十首，都是七言四句一首：襄阳乐像子夜歌，亦是五言四句一首。这种规定，我现在才知其好，是譬如衣服与居宅，中国向来衣裳的式样有规定，居宅的形制也有一定。这种规定是自然生出来的，所以保持得很久。居宅的形式，大概是经过千年才略有所改，衣裳的式样大概是每约三百年前後换了朝代才改。此外是日用的器具如桌椅盆桶的式样也是可以历世久远。这是中国文明的东西的造形，虽是物质的而到达了无的境地，这形式就是止於至善的了。这也是真正的世景安定。因为是达於无的境地的形制，虽然是规定的，也不妨碍你在使用它时可以有创意无穷。现在女装采用西装洋式，式样朝变夕改，说是有个性，其实是个人主义的窄隘不安，纵有小巧，亦随又厌烦。今人的新体诗，各人造作新的格律，其实是等於女装的式样天天在新设计。鲁迅与周作人结果还是做旧体诗，连毛泽东亦然，我尝思其故，现在我想到女装的譬喻，才豁然明白了。
从形式亦即可知其内容，譬如陶器，意思即在於其方圆之形与线及色。又譬如写字，是怎样的笔姿，自然生出怎样的结构，而意思就皆在这里了。
只是诗与陶器有些不同，诗还有言。但是诗的言必与诗的式形生在一起。新体诗的形式这样小气，内容也是窄隘不安的。纵有新的感觉与新的意思，那也是不能算数的。新设计的西式女装，也一照眼有新的感觉，穿在身上转侧看看，也觉有新的人意，然而都不长久。西式女装也是，新体诗也是，不从中华民族的广大深厚的泥土里来抽芽舒条，不在汉文明的山河岁月来展开风景为意思，不知感情与智慧的新鲜有可以是永生的，而以个人的造作，向西洋借些实存主义什麽的来做意境，离开大自然太远了。
我自己是做旧体诗的，虽苏东坡已写有那些诗，亦不觉得有何干碍。但是看看张爱玲「流言」的一句旧体诗「带雨莲开第一枝」，与两首新体诗都是好的，这使我又要想想过了。到华冈又寻了泰戈尔诗集重新来读了，虽是译笔，亦非常好，使我又想着中国新诗的形式问题。後来因朱西甯的关系读了当今几位青年的新体诗，也是一面读，一面想着这个问题。但是要到这回为中国文学史话我总想明白了。
新体诗当然可以有前途，但那新体，必要是中国的，不可像西式女装的斗新鲜设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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